陆谷孙：那个编词典的人走了.docVIP

陆谷孙：那个编词典的人走了 　　“你晓得欧洲要惩罚一个人用什么办法，就是把他发配去编词典，你怎么会编得这么来劲？” 作别“老神仙” 　　“无以言表。窗外雷电交加。”7月28日14点09分，黄昱宁在微信上写下这句话时，才意识到那本天天陪伴自己的《英汉大词典》的主编陆谷孙，已在半小时前永远离开了她。弥漫朋友圈的悲伤很快扩散开来，许多受惠于这本词典的人，纷纷以自己的方式纪念这位将一辈子精力投身于词典编纂与英语教学的语言学家。 　　对黄昱宁来说，这本词典有特殊的意义。早在读中学时，从事科技翻译的母亲就告诉她，“没有一本词典比这本更好”。母亲还带着一丝骄傲谈起，词典的主编是她在复旦大学英文系的老师，教书不久的他曾在学生时期创造了大学零基础学习英语，并很快跃居第一的校园传奇。1997年加入上海译文出版社后，黄昱宁正式结识了陆谷孙，负责接洽他在社里出版的几本译作。尽管是词典编纂之外的怡情之作，“但他就像对待作业一样，一上手就特别快”。提起那本英国作家格雷厄姆?格林的自传《生活曾经这样》，黄昱宁的印象特别深刻。由于担心老人身体，她曾建议对方不用着急，但很快发现他性格如此，手里有任务就一定要尽快做好。 　　然而，编纂词典的任务，历时绵延，即使耗去他一生中最好的时光，依然无法完成。从1970年，30岁的他参与编写《新英汉词典》算起，到主编《英汉大词典》及其《补编》和第2版，再到编写《中华汉英大词典》上卷，直到逝世之前，他仍在编写尚未完成的《中华汉英大词典》下卷。《英汉大词典》第2版的责编张颖，2002年到上海译文出版社后，通读的工作刚刚完成，她差不多跟了整个编辑过程。其间，她读完了陆谷孙写于初版编写期间的十几本工作日记，深深感受到那一代学人所面临的压力之大，对自己的要求之严。在第2版编写中，陆谷孙提携后进，将更多工作交给他的学生，但仍审阅了5个字母的8个校次。在张颖的印象里，即使是修订版，对他来说也相当于重做一遍，拿回的稿纸往往被改成大花脸，一页稿纸要花半天才能整理清楚。与看别人的稿子不同，“看陆老师的稿子，能看到他生活的影子，感觉到他这个人的温度”。张颖回忆起一次去陆谷孙家时的情景，老人将《中华汉英大词典》的稿子拿出来，激动地告诉她最近又做了哪些词条。对着稿纸上“人吃了安眠药才能睡”的例句，张颖笑着说：“这句肯定是你加的。”老人问：“为什么？”因为“pills”是复数，一般人吃一片可以入睡，他却要吃好几片。 　　“老神仙”的外号，是张颖背着他最先叫起来的，印象最深的是老人身上的那种活力，每次讨论会，当别人都累瘫在椅子上时，最后仍和她“吵”的人一定是陆谷孙。后来，他的博士生朱绩崧将这个外号告诉了老师。2007年，《英汉大词典》第2版出版后，陆谷孙在译文论坛上用它注册了网名，经常回答读者问题到凌晨两三点。从此，“老神仙”便成了大家对这位语言学泰斗的昵称。 　　2001年，朱绩崧在大四“英美散文”的课堂上认识了陆谷孙，此后请他担任本科论文指导老师，又一路跟着他读完硕士博士。深受老师的信任与宠爱，朱绩崧从陆谷孙手中接过词典编写大任，很快出任《英汉大词典》第3版的主编。传递到他手中的，还有老师当年记在黑皮抄本上的十几本工作日记，以及当年编辑同仁所遗留下的成千上万张资料卡片。有时一个人在出版社时，朱绩崧会将那些用广告纸或信封制作的卡片翻检出来，他会觉得“看着这些东西，一下子感觉自己不该这么浮躁，不该考虑很多无关紧要的东西”。 词典工程 　　张颖在翻阅《英汉大词典》时，常有一种感慨，老一辈学人的中文修养，远非今人可比。陆谷孙的文字功底，颇有家学传统。父亲陆达成，新中国成立后在中科院哲学研究所从事法译汉工作，在陆谷孙幼时长期在外，仍不忘每周一信督促儿子的学业，从最初的《三字经》《百家姓》《唐诗三百首》，再到后来为他讲解《基督山伯爵》《三个火枪手》《悲惨世界》等西方小说，为幼时的陆谷孙打下良好的学业基础。 陆谷孙 　　后来，陆谷孙从上海中法学堂毕业，“单日学中文，双日学法文”，读高中时便开始练习将中国小说翻译成法文。高考时，他填报的第一志愿本为法语，不料落榜，转而到复旦外文系，自此从零开始学英语，并很快在同学中间脱颖而出。陆谷孙后来在文章中回忆那段学习经历：“我记得我刚进复旦的时候，整个外文系就只有一台很古老、很笨重的钢丝录音机，听音材料也是非常单调的，叫‘灵格风’，成天讲废话，叫作‘The record is on the gramophone’（唱片在唱机上）、‘The gramophone is on the table’（唱机在桌上）、‘The table is on the floor’（桌子在地板上），就这么练，成天冲着那个练。” 　　日后被派去编写词典，对陆谷孙来说完全是个意外。1970年，复旦大学外文系青年教师陆谷孙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