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化接受史研究的三个问题.PDFVIP

2017 年 3 月 13 日 星期一 责任编辑：梁枢 美术编辑：朱江 13 ■13—15版 周刊 文学遗产 本报教育部 主办 北京语言大学光明文学遗产研究院 协办 本期主编：尚永亮（武汉大学教授） 2017 年第 9 期 总第 872 期 编者按 接受美学东传以来，中国学界步趋者众，自20世纪80年代至今，各类文学接受学研究论著层出不穷，也取得了不俗的成绩。然而，由于缺乏进一步的 开拓，特别是缺乏独特的理论建树，不少研究出现套路化、同质化、简单化的流弊。为此，我们特约请几位在接受学领域探索多年的学者，就相关问题发表 高见。陈文忠教授是国内文学接受史研究的先行者，他的《深化接受史研究的三个问题》，分别围绕对“接受史”的望文生义、对“接受史方法”的简单化理 解以及缺乏接受史的“问题意识”展开论说，强调接受史研究理应深入探寻隐藏在事件背后的人生意义、美学意义和诗学意义；研究者须从文献学深入批 评学，从文学史深入思想史，从表层的文本接受史进入深层的精神文化史，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见解。查清华教授的《东亚视野中的唐诗》则放开视野，就 唐诗在日、韩等东亚国家的接受状况予以梳理，着眼于编校、选诗、注释、评论与仿作等接受活动，将研究进路概括为目录学、史料学和理论总结三种面 向。王力坚教授的《清代女性如何接受〈红楼梦〉》以名著接受为核心，选择特定时代特定性别，扼要地阐明了清代女性对《红楼梦》的接受特点以及相关研 究的意义，并从接受理论、诠释学方法、性别理论、互文性批评诸端发表看法。三篇论文讨论的具体对象虽然不同，但都立足于现状反思和理性建设，具有 较强的现实性和针对性，其对开辟接受学新视野，无疑是有帮助的。 （尚永亮） 接受史与创作史是文学史的两 翼。如果说创作史是作家的“生前 史”，那么接受史则是作家的“身后 史”。传统的文学史研究，侧重作家 生前的创作史，接受史则以自觉的学 术意识关注作家的身后史。对一位 把“文章”视为“不朽之盛事”的作家， 身后史的关注绝不亚于生前史的珍 视；而从屈原到曹雪芹的这一“遗 愿”，只有通过接受史才能实现。 接受史以“接受文本”为学术基 础。中国“授受相随”的文学传统， 为经典作品、经典作家留下了丰富 的接受史料。历代诗话、历代词话、 历代曲话、历代文话、历代小说评 点，以及愈来愈完备的历代作家研 究资料汇编，为接受史研究提供了 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学术资源。 20 世纪 80 年代初，西方接受美学刚 传入不久，中国学者就开始作家作 品的接受史研究，其学术灵感就源 于前人留下的丰厚的“接受文本”。 多年来，“经典作家接受史”一直成 为古代文学学位论文的热门课题， 其选题灵感或同样如此。 但客观地说，接受史的学术成果 似乎并未如人们期望的那样令人满 意，接受史的学术潜力也未像传统的 创作史那样得到充分发挥。就“经典 作家接受史”而言，目前大致有两种 研究思路，即“三维历时结构”和“一 维历时结构”。从研究成果看，前者 虽然展开了多角度的研究，但似并未 抓住经典作家接受史自身的独特问 题，因而难以全面深入地展示经典作 家在历史上的接受特点和文化意义， 也难以提出和解决属于经典作家接 受史自身的学术问题；后者则往往流 于“历代评论资料”的“排比和梳理”， 所谓“研究”，基本上只是对某一作家 “研究资料汇编”的“解释和串讲”；只 见“接受者”的自言自语，不见“接受 对象”的独特问题，更未能从接受史 深入时代和民族的精神文化史。经 典作家的艺术生命和文化影响，淹没 在历代接受者毫无目标的众声喧哗 之中。毋怪有学者提出尖锐批评，认 为经典作家的接受史研究已成为最 缺乏创意的“学术避难所”。 出现这种未尽人意的现象，原因 是多方面的。在我看来，对“接受史” 的望文生义、对“接受史方法”的简单 化理解以及缺乏接受史的“问题意 识”，可能是关键所在。 首 先 ，接 受 史 的 独 特 本 质 何 在？简言之，接受过程不是单向的 作品评价，而是双向的对话和意义 生成过程；接受主体不只是单一的 评论家，而是由多元接受者构成的 接受群体；接受史更不同于批评史 或学术史，它应有自己的学术任务 和文化功能。所谓接受史，应是授 受双方的对话史，是读者与作者、接 受主体与接受对象之间的多元审美 对话史。一部众声喧哗的经典作品 或经典作家的接受史，就是一个“思 想史事件”；在众声喧哗的“思想史 事件”背后，必然包含丰富的人生意 义、审美意义和诗学意义。因此，真 正的接受史研究，绝不能望文生义 地把接受史仅仅理解为接受文本的 排比和诠释，而应在梳理这部“众声 喧哗”的接受史的基础上，深入探寻 隐藏在这个“思想史事件”背后的人 生意义、美学意义和诗学意义。研 究者必须从文献学深入批评学，从 文学史深入思想史，从表层的文本 接受史进入深层的精神文化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