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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真理 西方哲学发展历史中一直有对真理的不懈求索，然而真理始终被罩着一层迷雾，从来没有人敢说找到了一个绝对普遍的真理。这个真理也可以说是终极识度或终极存在，那个涵盖万有的一，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道、有无、仁、本体都是对这个终极存在的阐发。 很多人质疑中国没有哲学，如《论语》讨论的多是日常人伦起居之事，很实际，似乎就是告诉人一些社会家庭的规范礼仪和人性品格上的追求，没有西方哲学那样严谨的演绎推理、逻辑论证，易传和老庄上的形而上的言说似乎又过于武断而又玄妙不可解，没有理性依据。可以说，中国古人求真理的方式是与西方哲学中的大相径庭的 ，以下笔者总结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真理的几个特点。 一、超越思维、语言，立足于体证、实践。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所谓的哲学从来不只是智识上的事，智性上的理解、思维中的推导、语言上的阐述都只是通达于道的工具。把这一套工具摆弄得很好并不意味着真正拥有想要获取的东西。 魏晋时期的玄学大概是中国哲学中最富有思辨性的，玄学家们当时所谈论的天地万物有无同异之理都最富于普遍性，可涵盖古往今来天地宇宙之间最精幽宏阔的命题，他们的确可以说出种种超妙之理论，使听到其言论的人“若超临于天地万物之上，而达一廓然虚旷之境”，但这些理论与由此理论所达之超临虚旷的心境，只是随我们之意而起，此所起之意与所达之理，都是只能提起，不能真正放下到实际的直接经验的世界的。如放下而落实，就会发现其自身的虚幻。所以理论上再完美的论述体系如果没有实证作为根基，就面临随时坍塌的风险。 所谓“得意忘言，得鱼忘诠”在某种意义上而言，思维和语言最重要的意义和最终的趋向是走向自身的否定。《庄子》：“圣人怀之，众人辩之，以相示也”，各种名理只是“以辩相示”，还未达到”圣人怀之””已经开宗明义的指出了道的不可言说性，虽然五千言都是围绕道在阐述，但老子一开始就是提醒人们避免陷入语言的固着，拘泥于它的死相，而体会不到道的真意。孔子也感慨“予欲无言”“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答门下问仁时，他也只是随情境点化，指出仁在实践中的运用。王阳明有很明了的见地“神无方而道无体，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是有方体者，见之而未尽者也。”因为真理不是任何现成化的被固定的一种实体，它作为道的一种品质，涵容于万事万物，落于日常人伦便成为仁与德，这是言说不能穷尽的、想在思维上把捉道更是有如捕风捉影。王阳明弟子王畿描述良知的一段话可用于此“无声无臭，散为万有，神奇臭腐，随化屡迁，有无相乘之机，不可得而泥也。”所以孔子只在工夫实践上点拨，让学生自悟仁的本性。 从现象学上来看，终极存在和真理绝不会成为任何意义上的现成现象，不论是知觉对象还是名相概念把握的对象，真理不是始终不变的实体，而是真生的本源。本源是无论如何不会被现成化为认知对象的，而只能在 直接体验中被揭示出来。中国古代智慧认为概念化、观念化和表象化只能使我们从根本上被桎梏在无明的狭小境地之中，丧失掉体验终极实在的原发视野。 二、真理的普遍性寓于具体的情境与心灵中。 在西方，其文化精神是外向的，重视外在的客观性，求真理于外在客观实体，甚至精神上的普遍超越都会外化为一个实体，如耶稣上帝，他们用心趋向于外在自然或超越的彼岸。 就中国文化哲学来说，真理不可能脱离人的心性而存在，“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在这个意味上，任何真理都不是脱离主体而存在的，但这个主体又涵容绝对的客观性普遍性于自身，这个“性”是通达于天命的“性”，这个“心”是去掉了自我的典要、拟议安排、气魄、有所作、格套能所等自我造作的心，《老子》上说“为学日益，为道日损”，孔子亦有言“无意、无必、无固、无我”，求真理不是求得知识的增加，相反是要着力于消解去除思维、信念、意见、经验等等在虚灵澄寂的本体心性上的固着。 此心与天地并生，与万物为一，具有与宇宙天地同外延的终极普遍性，宇宙自然内在于人的存在，人也被认定为内在于宇宙自然的存在。真理从来不是一个外在于人的纯客观追求目标，正如苏格拉底所提的疑问“人如何能追求一个自己并不知道的事物”，在中国传统哲学中，一切都是以”心“为基础，此心本自性具足万象于其间，所要做的便是明心见性，这就是一切的根本，做学问、做人、做事都是要求得明心见性，这是君子所要走的“大学之道”，是“明明德”。 从现象学意识看，终极存在是一种非现成识度，以人间体验为理解之根，终极不再被视为任何一种什么，而是在一切什么都穷尽时所显露出的缘发境遇，这终极境遇意味着一切现成者终极处的透亮或透悟，人最原本的领悟境地。现象原本是“悬中而现”，因这纯境遇中构成着的纯显现先于一切可把握的现成者，真理的普遍性不是一个以客观实体规定的固化之物，它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