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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区建设涉稳风险防范机制研究 一、园区建设存在的风险点及其成因分析 1979年，我国第一家工业园区—深圳蛇口工业区建立，之后在国内兴起众多工业园区，而工业园区在近十年得到了快速发展,园区经济已成为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但由园区大规模开发建设带来的社会问题日益凸显，经笔者进行梳理，主要凸显有三大类问题。 （一）因园区开发征地拆迁而产生的涉稳风险 近年来，随着各地招商引资力度不断加大，园区经济发展的不断提速，园区开发建设规模迅速膨胀，新增征地拆迁项目迅猛增多，越来越多的土地被征收占用、房屋被拆迁，因涉及多方切身利益，引发了较多的纠纷和矛盾，为社会带来许多不稳定因素。 一方面，政府征地数量盲目增加，安置办法不统一，政策不完善。有的地方在园区建设中，不论项目有无或多少，先“圈”地再说，导致粮田荒芜、土地闲置；有的地方征地带有很大的随意性，出现许多未征先用、已征未用、边用边征的情况；有的地方在招商时对土地争相压价，恶性竞争，使土地资源流失，耕地锐减，我国的粮食安全已亮起了“红灯”，耕地保护也已触到“高压线”；补偿政策在不同地区存在不同标准，由于区域、时间、项目性质等原因而产生补偿标准差距较大，极易造成被拆迁人的互相攀比；目前，专门针对拆迁安置的社会保障法规还未出台，没有有力的政策依据来妥善解决征地拆迁对象尤其是被征地农民养老、医疗、就业、子女教育和生产生活等民生问题；同时，征地拆迁的安置及补偿费是否及时到位也是征地拆迁涉稳的重要因素。 另一方面，被征地拆迁对象抵触情绪较大，非理智方式抵制征地拆迁方式多见。土地是是农民的命根子，农民失去土地就意味着“下岗”，多数农民的生活来源没有着落，对失去祖辈赖以生存的环境产生的茫然是不稳定因素之一；城区拆迁补偿与征收城郊农民集体土地补偿标准差距很大，造成农民集体土地征收难，农民宁可把土地租赁，也不愿被征收，这就使得被征地拆迁对象会不自觉地产生一种抵触情绪，发生一些矛盾与冲突； 少数被征地拆迁对象依法维权意识淡薄，在拆迁中产生利益冲突时，遇事不找法、不依法，认为“不闹不解决，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部分村民以个人利益为纽带形成组织，采取集体上访、阻工闹事等极易造成社会负面影响的方式向政府施压，期望以破坏社会稳定的方式来引起政府对自己诉求的重视，具有很大的对抗性。 （二）因企业安全生产事故而产生的涉稳风险 企业是市场经济的主体，如果企业一旦发生安全生产事故，经济效益大打折扣不说，由此产生的不稳定局面带来的负面效应将对企业发展造成深远的影响。企业安全生产事故不仅损害劳动者个人的健康与生命，而且是对职工家庭的沉重打击，进而产生多方面的严重社会后果，造成不必要的社会不稳定因素，当企业安全事故涉及到死亡赔偿时，死者家属、亲临朋友往往容易情绪激动，造成人员集聚，易引发群体性事件。 （三）因项目建设拖欠工资而产生的涉稳风险 一方面，各地园区新上项目工程大而多，拖欠民工工资已由民营项目延伸到政府项目。拖欠农民工工资在工程领域是重灾区，被欠资民工在采取反复寻找老板的方式讨要钱款无果后，部分选择通过法律途径解决工资拖欠问题，部分选择集体到政府上访要求解决，有极端个案，因当事人心理失衡，冲动偏激下引发犯罪，后两种方式尤其易引起社会不稳定。 另一方面，在当前社会条件下，农民工大多不愿通过法律途径维权。 农民工文化程度普遍偏低，且相对处于弱势地位，大多数民工往往缺乏最基本的法律知识，民工权益遭受侵犯，也不知道以什么途径解决，在民工心目中，政府大包大揽，一切问题切可由其解决，因此存在着出问题找政府的心态；无劳动合同让用人单位随心所欲，让民工维权困难，除部分民工法律意识淡薄外，更主要的是由于目前的劳动力市场是买方市场，农民工找工作较难，建筑行业约定俗成的是按天算工钱，由包工头不定期给民工付款，大多数民工不愿因一纸合同而舍弃眼前的挣钱机会；打击拖欠农民工工资行为缺乏刚性，对拖欠农民工工资行为的打击力度不够，没有对严重的欠薪行为可以给予刑事制裁的措施；劳资双方纠纷解决程序繁琐导致农民工维权难，由于通过法律途径讨薪耗时耗力、程序烦琐，而最终得到的经济效益与其希望值背离甚远。 二、建立园区建设涉稳风险防范机制的对策建议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拉开了我国全面依法治国的序幕，依法治国，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园区建设应在各级政府领导下，在法治轨道上开展工作，创新执法体系，完善执法程序，推进综合执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切实运用法治思维，将法治理念贯穿到园区建设工作中。依法惩处无理阻挡园区建设的各类违法行为，加大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重点领域执法力度，强化法律在维护群众利益、化解社会矛盾中的权威地位，引导和支持人们理性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