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其庸先生与西域研究荣新江.PDFVIP

冯其庸先生与西域研究 荣新江 我几乎不看报纸，一次偶然从“往复”上看到《光明日报》记者写的一篇短 文，题为《西域学，在今天远航》，报导了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西域历史语言研 究所建立的消息，并且谈到冯其庸先生为它的成立而前后奔波呼吁的“内幕”。 看到这篇报导，倒是勾起我对旧话新题的一些记忆，随手写下，免得又如过眼烟 云，被时间消尽。因为在国学院西域所的成立过程中，我也帮助冯先生做了一些 力所能及的事情，从而也知道一点从这篇报导中所看到不到的“内情”。 自清代开边，不少学人由于种种原因到了新疆，于是嘉道以来，“西北舆地 之学”颇为盛行，以徐松《西域水道记》为代表的学术研究成绩，受到法国大儒 沙畹（E. Chavannes）的推崇，并间接影响到西域考古探险家斯坦因（M. A. Stein）。 可惜的是到了清末民初，当西方列强在中国西北大肆进行考古发掘的时候，积贫 积弱的中国，既没有正规的考古学，也没有“斯坦因”，所以北京书斋中的学者 眼睁睁地看着伯希和（P. Pelliot）把西域各种胡语文献捆载而去。从资料的拥有 上来讲，中国学术界已经落后了一大步，更何况要学会这些属于印欧、阿尔泰语 系中的语言。要知道，这种语言学的训练在中国传统的学术里并没有太多的根基。 进入20 世纪以后的西域学，在传统的利用丰富的汉文史籍外，解读西域当 地的各种胡语文献就越来越重要了，这也使得这门学问逐渐走向“绝学”，和经 世致用的“西北舆地之学”渐渐疏远。30 年代初，从欧洲回国的陈寅恪先生， 曾经跟从德国最好的中亚古文字专家缪勒（F. W. K. Müller）等学习过多种西域 胡语，但我从他回国后写的文章和他后来卖给北大东语系的洋书上的眉批来看， 他主要的功夫是在梵、藏、汉文佛典与敦煌讲经文的对证上面，而那些有关中古 波斯文、粟特文、于阗文、回鹘文的著作上，很少有他的读书笔记。40 年代回 国的季羡林先生，也是德国最好的中亚语言学家训练出来的，但他面对的是个“巧 妇难为无米之炊”的局面，不论是“混合梵语”，还是“吐火罗语”，既无原始文 献，又没有欧洲出版的同行著作，难以开展真正的解读工作。“文革”期间，季 先生在北大 38 楼打扫卫生的间隙中，翻译了梵文巨著《罗摩衍那》，但这已经和 西域胡语距离遥远。听说“文革”以后季先生抱着八册中译本到德国送给他的老 师瓦尔德施密特（E. Waldschmidt）教授，教授随手丢在地上说：“我教你做的不 是这个！” 季先生没法向他的老师解释清楚，只有埋首重来。80 年代初，他在繁忙的校 务工作（时任北大副校长）中挤出时间，在北大南亚研究所主持不定期的“西域 研究读书班”，希望推动西域研究。我在上大学、研究生乃至变成青年教师后， 在这个读书班里学到了很多东西。季先生自己当时正好得到新疆博物馆提供的焉 耆发现的吐火罗语 A 方言《弥勒会见记剧本》的写本，开始着手解读，但当时 的条件很差，从 50 年代以来有关吐火罗语的书籍几乎是空白，季先生所用的参 1 考书，很多是我们这些学生出国留学、进修、开会时帮他复印或购买的，他在一 篇文章中曾感谢我这位帮忙的“小友”，我也是当之无愧的。 西域研究发展到 20 世纪 80 年代，在语言、历史、宗教、考古、美术等等方 面都有了深厚的积累，学术的分工也更加细致，在国际上，已经不可能有懂得多 种西域胡语的“大家”了，如法国的伯希和、德国的缪勒或是英国的贝利（H. W. Bailey），因为不论是于阗语还是粟特语，也不论是突厥、回鹘，还是吐火罗、 古藏文，每种语言的研究都已经发展成独立的学问，西方研究西域语言的专家， 往往都是守住一门语言，而旁及其它。西域研究的其它领域，也和语言研究相似， 更加专门，更加学术。但 80 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经济建设的重新起步，在“古 为今用”的口号下，西域的纯学术研究并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国家的经费还没 有大量投入，学者个人的财力又十分有限。虽然西域研究的课题也像其它学术研 究一样被有识见的学者所认知，但研究的深度受到资料信息的阻障，特别是国外 学者有关西域胡语的研究成果，我们没有系统的图书储备，许多文献因为语言的 障碍，更没有理解、消化。 90 年代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