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政策的合法性基础.docVIP

公共政策的合法性基础 　　摘 要：公共政策作为现代社会治理的工具，其合法性建立在战略理性、价值理性、工具理性、公共理性四者统一的基础上。公共政策的合法性，有助于增进人民幸福，维护公共部门公信力，实现社会良善发展。本文从公共政策的前瞻性、时限性、权威性和民主性出发，分析了公共政策的合法性基础。 　　关键词：公共政策；合法性；公共部门 　　一、公共政策合法性的内涵 　　马克斯?韦伯最早对合法性问题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将合法性分为三种：对传统习俗和价值的追随、对卡里斯马的景仰以及对法律权威的服从。他认为，“合法性”是一种工具理性，是统治者为实现统治权威，而使公民对其产生的一种信仰，这种信仰是对统治者的承认。卢梭以“人民主权”理论为基础，最早提出了政治合法性。他指出，“既然强力并不能产生任何权利，于是便只剩下来约定才可以成为人间一切合法权威的基础”①。在卢梭看来，政治合法性代表着“公意”，是全体公民的意志。阿尔蒙德认为，“如果某一社会中的公民都愿意遵守当权者制定和实施的法规，而且还不仅仅是因为若不遵守就会受到惩处，而是因为他们确信遵守是应该的，那么，这个政治权威就是合法的②”。所以，公共政策要实现“合法”，应具有权威性，得到公众内心自愿的承认。此外，合法的公共政策是以前瞻性和时代性为前提产生。因此，本文所指公共政策的合法性包含四个方面：政策的前瞻性、政策的时限性、政策的权威性和政策的民主性。 　　二、公共政策的合法性基础 　　（一）以前瞻思维构建战略理性 　　公共政策对社会的稳定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进行公共管理活动的过程中，政策制定者要在理性分析的基础之上，运用战略思维和前瞻性思维，制定公共政策。所谓“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不谋一世者，不足谋一时”。公共政策具有动态性和复杂性，对公共政策制定者战略眼光和战略思维能力的培养，有助于对问题做到超前设想和思考。政策制定者作为公共部门工作人员，拥有与其职位相称的权力和职责。公共政策的制定、执行、监督、评估的全过程，代表其身份和职权义务。政策制定者的前瞻性意识和战略意识，有助于及时对社会发展态势做好科学研判，从战略和全局的高度看待政策问题，做到理性分析。通过公共部门合理行使公共权力，为人民谋利益，维护社会稳定和安全，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 　　公共部门工作人员在进行决策前，需要对政策信息进行收集、传递和加工处理。其间需要与群众进行沟通，接收群众对政策的反馈信息，做到及时回应，努力建设效能政府。然而，政策本身的明确性与具体性、公众对政策的理解偏差、信息传递过程中出现的“沟通漏斗”现象等因素，影响着政策资源的交换。因此，战略性思维要求公共部门工作人员对政策信息进行分类处理、综合提炼，提高工作态度和专业化水平，从而加强各部门间的沟通协调，加强公共部门与群众的互动，消除“信息孤岛”现象，减少因信息沟通不畅引发的政策问题。在当今互联网时代，公共部门要抓住契机，合理利用大数据，同时，开展“互联网+战略”行动计划，制定优质高效的公共政策。虽然政策制定需要群策群力，但是最终决策权仍然取决于公共部门。公共部门领导者从民本性和责任性出发，在进行前瞻性思考、理性分析问题的基础上，树立“卡里斯马”形象，有助于建立公共部门和群众间的信任关系，营造良好的政治生态，维护公共部门公信力。 　　（二）以时间效应平衡价值理性 　　公共政策的发展演变具有时代性，在某个时代被认为是合法的公共政策，放在另一个时代，却不一定是合法的。要用发展的眼光看待公共政策，明确政策所处时代的特殊性，不可用“时代意见”抹杀“历史意见”③。“每个时代都曾抱有许多随后的时代视为不仅伪误并且荒谬的意见；这就可知，现在流行着的许多意见必将为未来时代所排斥，其确定性正像一度流行过的许多意见已经为现代所排斥一样”④。公共政策具有时间效应，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发展演变。生育政策作为影响我国基本公共服务的一项公共政策，从2001年计划生育基本国策“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子女⑤”，到2013年“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⑥”的单独二胎政策，再到2015年“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⑦”的全面二胎政策，以时限性印证了政策的合法性，政策价值通过其所处的时代体现。在200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颁布后，一直到2013年单独二胎政策实施前，按照国务院2002年颁布的《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对于不符合生育政策、超生的公民，实行行政收费。直至2014年底，出现了对社会抚养费的“废止之争”。由此可见，政策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地发展变化。若以15年前的眼光看待现今的“全面二胎”政策，则该政策并不属于“合法”的公共政策范畴。因此，以“历史意见”评价当下时代的公共政策，政策并不具有任何价值。只有将公共政策置于适合其生长的环境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