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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地区老年社会福利经验启示 　　摘 要： 高龄老化的人口海啸，已然是悄悄来到，此铺天盖地的冲击影响，早已超乎退休的生活安排，并且蜕变成为一项迫在眉梢的议题。我国人口基数大且老年社会福利存在诸多不足，随着生活水平提高和人均寿命延长，重度老龄化的趋势日益明显，据估算二三十年后将迎来的老龄化高峰。鉴于台湾相对成熟的社会福利机制，我们可以从中吸取经验，用于弥补我们滞后的相关社会福利事业。 　　关键词： 老龄化；社会福利；台湾机制；经验启示 　　一、我国老年社会福利情况 　　1、剩余性社会福利 　　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养老法律、伦理道德规范和民约风俗对维护家庭养老制度的运行起了重要的作用。另外，传统社会人口平均寿命比较短，老年人口占很小的比例，人们对社会老化老年福利的需求并不像今天这样迫切。新中国成立之后现代意义上的老年社会福利才开始。 　　相对于福利国家，起源于计划经济时代的社会福利在中国具有明显的社会边缘化和选择性的特点，在社会保障这个大目标下，社会福利的具体目标是向社会弱势群体提供满足其基本生活需求的服务，当时的老年人社会福利就是一种剩余福利。 　　1949～1955年，民政部改造社会慈善团体和救助机构的同时，建立了大批机构，收养了数十万孤寡老人。1959年之后，残老院更名为社会福利院或养老院，进一步突出了救济福利性质。到1964年，全国范围内的社会福利院、养老院发展到733个，收养老年人7.9万，收养对象主要是“三无”老人[1]。 　　改革开放以来，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和经济转型给国家的老年供养体制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国家不得不加大其对退休金的补贴开支。从20世纪80年代到世纪末的20年间，民政福利支出始终保持在财政支出的1.5%左右。国家财政对社会福利的低水平投入导致民政部门资金支持的社会福利项目仅覆盖8%的人口[2]，并且部分未受雇于现代产业部门的城市人口和广大的农村人口一直都在此福利的范围之外。 　　2、我国老龄化人口现状 　　随着中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和医疗卫生保健事业的巨大改善，生育率持续保持较低水平，老龄化进程逐步加快。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60岁及以上人口占13.26%，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占8.87%，同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比重分别上2.93和个1.91百分点。预计到2015年，60岁以上老年人口达到2.16亿，约占总人口的16.7%，年均净800多万，超过新增人口数量据测算年全国岁以上城乡空巢老人有4150万人，约占老年人口25%；近10年来80岁以上高龄老年人增加了近一倍，目前超过2000万，据测算到2020年、2050年将分别超过3000万和9000万，占老年人口的12.37%和21.78%[3]。 　　我国进入老龄化社会以后，未富先老的国情和家庭小型化的结构叠加在一起，呈现出老年人口基数大、增速快、高龄化、空巢化趋势明显的态势。 　　3、养老机构的建设有待规范 　　由于传统观念的影响，大部分老人不愿进入养老机构，但随着老龄化进程的加速与传统家庭功能弱化，中国待独生子女一代的父母进入到了晚年，老年人的服务与护理已经由过去家庭承担的事务演变成现在必须正视的社会问题。 　　20世纪90年代，社会福利的基本建设还不巩固的情况下，在老年社会服务领域中，出现个人投资兴建的养老院，但此类基本属于市场行为，市场的目标是利润，管理不善就很可能导致解决民生的“雪中送炭”变味成“锦上添花”。曾有报道一些地区兴起大建豪华示范性公办养老机构的风气，政府兴办的高档养老机构，设施豪华，购买服务的人，大多是经济实力较强、健康程度较高的城市低龄老人，而真正低收入、迫切需要社会福利支持的人群却难以分享。[4]使社会福利丧失应有的惠民和公正，严重影响民众对机构养老的信心。 　　在居家养老已经不能完全满足日益增长的需求，机构养老被视为未来养老模式的一项重要支撑的情况下，我们的机构应将建设管理的规范放在首位，完善制度，增强工作人员责任感，努力做到服务最优化。 　　4、受限的自愿服务 　　非政府组织在我国被称为“民间组织”，主要包括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和基金会[5]。在市场经济的体制下，民间组织的空间受到挤压，加之缺乏公益传统以及宗教慈善公益的优势，我们的自愿服务一直未能蓬勃发展。有调查显示，我国的志愿者多为高校学生，志愿服务持久度低，易呈“走马观花”的形式。 　　作为非赢利组织，其运营开支有很大一部分需要社会力量的支持。但由于缺乏足够的社会资源，我国民间福利组织经济力量薄弱，宣传和筹集资金方面更加无力投入，进一步增大民间力量的限制[6]；另一方面，由于政府对福利事务的介入，使有着官民二重性的民间机构运作很大程度依赖于政府及其派出机构，缺乏独立性和公众的吸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