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外幸福感研究的横纵贯线回顾与发展.docVIP

国内外幸福感研究的横纵贯线回顾与发展 　　摘要：幸福问题是人文知识的基本问题，因此科学研究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提高人类的幸福，促进人性的解放（苗元江，2011），推动社会的和谐发展。在心理学中，幸福被定义为主观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简称SWB）。心理学家认为，情感（包括积极和消极的情感）和认知两部分组成主观幸福感，心理学科通过对不同处境中的人的心理深度解释，促进不同关系中的个体之间相互理解[1]，是衡量个人生活质量的综合性心理指标，反映主体的社会功能与适应状态[2]。 　　本文针对幸福感，从纵向历史发展进程，和横向的收入、资本和健康三个维度对幸福感的研究作相关文献综述。 　　关键词：幸福感 研究历程 实践 收入 社会资本 健康 　　论文研究方向：社会治理 协同管理 　　一、国外研究历程和实践 　　国外主观幸福感的研究到目前为止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最早开始于20世纪60年代，在早期的十年，研究人员的调查重点主始终放在实证调查方面，主要是沿着人口维度：即性格、年龄、收入、受教育程度等为指标展开调查，对不同群体被试进行简单的幸福和满意测量，根据调查所得的数据描述这些群体幸福感的平均水平[3]。在这段时期，研究者们致力于从关注精神健康转向既涵盖情感、心理健康，也包含认知层面等研究领域的过渡。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主观幸福感的研究开始洞察个体内部机制，即不再将外部因素作为决定因素。在研究中期（80s-90s），研究者着力于解释幸福感，通过由上而下和由下而上的思考模式，逐渐归纳出人格理论、目标理论、活动理论和判断理论等常用幸福感理论，深化了学界对主观幸福感的认识。到了20世纪90年代，基于前期不同的幸福感理论模型，幸福感研究的重点放在了理论建构与测量编制上，建构并应用具有更高信度、效度的多种测量技术和方法[4]。研究人员试图通过形成可以量化的幸福感操作体系，力图从人格、社会以及各种情景因素之间的交互关系等多个层面与侧面，思考与了解、测量与评估幸福感，从而进一步了解和把握幸福感[5]。 新世纪以来，开始进行包括经济学、心理学、生物学和哲学的交叉“幸福研究”，重点是应用幸福感，融入社会发展体系，成为重要的社会指标。幸福指数具有诊断功能、调整功能、互补功能、发展功能。由此，不少国家开始重视运用幸福指数作为社会和谐发展的指标，诊断社会运行出现的偏差，调整社会政策，弥补GDP发展不足。 　　不丹作为全世界最具幸福感的国家，是发明幸福指数概念的鼻祖，早在20世纪70年代，不丹便提出并实施了“幸福计划”，自那以后，政府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根据社会发展的具体阶段制定具体的国民幸福目标，创造性地提出 “国民幸福总值”指标，帮助不丹人民保持物质和精神生活的平衡。2002年英国尝试建立国民发展指数（MDP），一种与GDP数据相似的统计体系。同一时期，日本展开幸福指数的研究，采用更强调文化因素的国民幸福总值（CNC）对人民生活质量进行衡量。联合国采用阿马蒂亚.森提出的人类发展指数反映人类生活发展综合水平。美国心理学教授丹尼尔.卡尼曼和经济学家共同研究国民幸福总值，提出建立国民快乐账户衡量民生发展水平。 　　二、我国的研究历程和实践 　　事实上，我国当代对幸福感的研究起步更晚，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第一个阶段（80s-90s）主要引进国外理论和量表，研究成果零散；第二阶段为上世纪90年代中期到本世纪初期，主要针对大学生、教师和老年人群体，应用国外研究工具进行小范围测查；本世纪初至今，主观幸福感的研究飞速发展，研究者不仅作描述性概括，还作预测性研究，即探寻相关变量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通过梳理国内外幸福感研究历程以及各国政府对幸福指数的具体应用，我们发现，目前国内外的研究大多数用规范的方法来诠释主观幸福感以及影响因素，并未涉及物质、非物质因素对主观幸福感的作用机制和路径（裴志军，2010）。另外，我国主观幸福感的研究大量应用国外的理论和研究工具，还没有达到本土化。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居民收入大幅增加，国民幸福感却并没有随着物质财富的增加而增加，要求我们关注并提高我国城镇居民的主观幸福感。研究者们认为制定与调整各项政策应当从国民的根本利益出发。中国共产党一直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党的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更是将国民幸福视为国家发展的重要议题。当下中国正在全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自党十八大召开，提出“中国梦”以来，更是要求政府关注百姓需求，帮助个体到国家实现梦想。根据美国南加州大学经济教授理查德.伊斯特林的调查分析，中国人均产出在过去20年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增长，但从生活的满意度即主观幸福感的发展轨迹看，呈现出U型走势，和中、东欧转型国家基本一致。如果能够在当前的时代背景下，加强幸福感的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