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善法落地公益组织观望.docVIP

慈善法落地公益组织观望 　　《慈善法》被寄予可以激活中国慈善事业的摩望，配套文件和实施方案当前并未完全出台，公益组织对薪规定中的公募权.慈善信托等问题还有顾虑 　　卢希兴奋地用手机向朋友们展示9月中旬办下来的民办非企业证明。他原本为一家国外基金会工作，由于今年初国内对境外NGO的政策发生调整，他决定先成立一家本土机构来延续此前的一些工作。谈笑间，一位朋友打断他的喜悦，“你的证明上怎么没有慈善组织的标识？” 　　依据2016年9月生效的慈善法，此法公布前的非营利性组织可向民政部门申请认定为慈善组织。对于一家民办非企业来说，若没有“慈善组织”的身份，意味着未来难以开展公开募捐、获得税收优惠等。 　　卢希悬着的心在咨询后放下了一半：当地的认定工作还没有开始，尚未颁发慈善组织牌照。 　　从全国看，仅有广州、深圳、长沙等地公开了认定办法，在慈善法生效的第二天，首批得到认定的是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等16家“国字头”机构。 　　“十年长跑，一朝提速”，这是许多公益界人士对慈善法的印象。不过，法律生效后，配套文件并未尽出，多数地方政府尚未出台实施方案。如何根据新法获得公募资格？如何认定为慈善组织？如何获得新法中所说的税收优惠？公益组织的这些困惑还没有得到解答。 　　公募权的困惑 　　在成都市锦江区爱有戏社区文化发展中心事业部总监任大林看来，慈善法中提到的公募权放开、慈善信托、税收减免实现后，国内的公益组织才能得到充分的发展。 　　善款来源是一个始终需要操心的问题。作为执行方的民间公益组织，或申报基金会的项目获得资金，或接受企业捐赠，许多依赖于政府购买项目生存，筹资渠道相对单一。 　　成都爱达迅社会工作服务中心项目官吕洁心的体验是，国内的一些基金会青睐新鲜事物，同样的项目到明年可能无法再申请。她遇到过这种情况：由于基金会的结项和新一轮立项之间有所间隔，项目断档了几个月。 　　多数民间公益组织在注册时的身份是民办非企业，不具备公开募集善款的资质，却也有公募的愿望。它们往往挂靠公募基金会，共同设置一个专项基金，允许公众向基金会的专项账户募捐，公益组织在需要时再申请使用，如成都市慈善总会就下设几百只专项基金。但在这种方式中，资金使用、财务管理和重大活动等方面要受制于基金会，报批程序繁琐。一些基金会收取管理费，委托代理中也会出现信任危机。 　　慈善法突破了这一框架，规定各类慈善组织在满足一定条件后都能申请公募权，被视为政策亮点。不过，一些民间公益组织并不急着享受这一“红利”。 　　专项基金运行中，基金会虽借出自己的资质，但筹款仍是公益组织自己的事。“很多人认为筹不到款是因为缺乏资质，但事实并非如此，根本原因在于机构的影响力和专业性不足。”任大林称。 　　此外，按现行规定，基金会公募范围是在其登记地范围内，若沿用此规定，在级别相对低的政府登记，公募的范围也会变窄。卢希在近期登记时也专门留意，填写业务范围时写得宽泛，在核准后成立了一个市级的公益慈善类组织。 　　即便如此，一些公益组织仍然选择注册在相对基层的政府。一名公益组织负责人表示，本地的支持对于落在社区的项目特别重要。他的组织所在的区政府十分愿意扶持公益事业，给予免费的办公场地，并帮助对接项目落地。背后的动因是政府职能的变化，上海、武汉、成都等城市近年尝试了取消街道的招商引资职能，将发展重点转为社区治理和公共服务。 　　享受了本地的优惠后，在非注册区域内开展工作却因之尴尬起来。上述人士表示，在其他区参与政府购买项目时，政府往往更青睐本地组织，自己则成为“炮灰”。很多组织不得已注册了好几个组织，如每个区一个。但每注册一个，都需要有独立的法人，建立新的行政和财务班子，成本随之提升。 　　税优待“解锁” 　　在考虑是否申请公募资质时，还绕不过另一个政策难点：税收优惠能否落实。 　　理想中的情景是，捐赠发生后，公益组织开出捐赠票据，捐赠者凭此申请捐赠款项的税前扣除，免于交纳部分个人或企业所得税。慈善作为社会财富的第三次分配，理应以税优来促进。 　　现实却是“一票难求”。民政部原民间组织管理局曾摸底发现，除北京、天津、深圳、郑州等少数地区，普遍存在难以申领捐赠票据的问题，尤其对民办非企业而言。吕洁心所在的机构多次向财税部门申请，至今也没有拿到捐赠票据。 　　政策缺位后，地方政府的各色变通办法应运而生。广西的一家公益组织曾反映，对于没有捐赠发票，当地财政部门给出的办法是把捐赠的资金汇入政府财政账户，需要使用资金时向财政局打报告申请。对方解释这是为了监管和规范，他们依然难以接受。 　　同样难以申请的还有非营利组织免税资格，通过这项审批后，公益组织的捐赠收入也能免税。 　　2015年，公益平台NGOCN曾调研188家公益组织，他们发现，仅有43家社会组织获得了免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