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沙沙：我国刑法中性犯罪的体系化重构——兼评强制猥亵、侮辱罪的修改汇编.docVIP

我国刑法中性犯罪的体系化重构 ——兼评强制猥亵、侮辱罪的修改 常沙沙* 一、立法突破：男性成为强制猥亵罪的保护对象 长期以来，我国刑法对女性的性权利一直实行特殊保护，这一方面是由于受到传统的“男尊女卑”思想的影响，人们往往认为“男强女弱”，柔弱的女性不可能是强奸、猥亵等性侵犯的实施者和主体，且大多数案件都是女性作为受害人。另一方面是由于男女在生理上的差异，一般认为性行为的实施必须要由男性主动才能完成，所以女性不能成为强奸、猥亵男性的主体。在原《刑法》第二百三十七条规定的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和猥亵儿童罪中，其犯罪对象分别为妇女和儿童，已满十四周岁的男性不能成为猥亵罪的犯罪对象。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客观上还存在着女性通过暴力、胁迫或其他手段强制男性（包括男童）与之发生性行为、以及同性之间情节严重的强制性交、强制猥亵的事件，由于缺乏法律依据，犯罪者得不到相应制裁，受害者的权益得不到充分保障，这不能不引起我们深思。 2015年11月1日起施行的《刑法修正案（九）》第十三条将刑法第二百三十七条修改为：“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强制猥亵他人或者侮辱妇女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聚众或者在公共场所当众犯前款罪的，或者有其他恶劣情节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猥亵儿童的，依照前两款的规定从重处罚。” 与原条文相比，此次修改将本条第一款中“强制猥亵他人”的犯罪对象由“妇女”变为“他人”，扩大了适用范围。“强制猥亵他人”概括起来有以下4种情形：男性对女性实施猥亵行为，男性对男性实施猥亵行为，女性对男性实施猥亵行为，女性对女性实施猥亵行为。同时第二款增加了“或者有其他恶劣情节的”情形，加大了对情节恶劣情形的惩处力度。如此修改，既回应了随着社会发展，男性遭到强制猥亵的情形不断增多，而刑法却不能提供有效救济的尴尬现实，也符合我国宪法对男女平等保护的精神要求。性权利和特定的人身关系不可分离，是每一个人都具有的基本人身权利之一。从更广泛的层次分析，它属于人权的范畴，是人权的具体体现，所以说性权利是一项普遍的权利。而平等权也是我国宪法赋予每个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正是因为性权利和平等权都是普遍权利，因此，男子应该与女子一样享有不可侵犯的性自由权利，都应一律平等的受到法律的保护，刑法对他们的保护不应该厚此薄彼。对男性性权利的保护问题，其反映的不再是社会道德问题，而是如何构建法治社会的问题，所以将男性性权利作为同等的保护对象是必要的。 二、立法解读：强制猥亵罪的犯罪构成变化 （一）犯罪客体 在对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修改以前，就存在着对该罪客体的争论。有的学者认为该罪的客体是“妇女的人身权利，具体说是妇女的人格尊严和人身自由权利”、“妇女的身心健康权利”、“妇女的性羞耻心和人格尊严”等等。有的学者认为“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与（普通）强奸罪都是侵犯妇女性的自己决定权的犯罪”。还有观点认为妇女的人身权利与社会管理秩序是该罪的客体，因为其“一方面侵害了妇女的人身权利、另一方面侵害了社会管理秩序”。此外还有其他观点，不一一论述。笔者认为，如果认为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的客体是妇女的人格、尊严权利，那么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的行为就包括侵犯妇女性权利以外的其他权利的行为，这样就将本身不是猥亵、侮辱的行为也纳入到该罪中，这不妥当。笔者赞成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的客体是“妇女的性的自己决定权”的观点，《刑法》将该罪规定在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一章之中，这表明本罪的法益已经不是公共秩序，而是妇女的性的不可侵犯的权利。且本罪放于第236条强奸罪之后，这是对妇女的性权利形成的梯级保护。 随着《刑法修正案（九）》将强制猥亵罪的犯罪对象由“妇女”修改为“他人，本罪的客体也相应的由“妇女的性的决定权”变为“他人的性的决定权”，此处的“性”是广义上的性行为，并不单指传统的自然性交行为。其实强奸行为也是强制猥亵行为的一种，只是由于刑法特别规定了强奸罪，所以对强奸行为不再认定为强制猥亵妇女罪。但在刑法没有对其他不正当性交行为做出特别规定的情况下，其他不正当性交行为当然应包括在猥亵概念之中。因此，男性对男性实施强奸行为、女性对男性实施强奸行为都是对男性性权利的侵犯，是强制猥亵罪的新增行为类型。 （二）犯罪客观方面 由于强制猥亵罪犯罪对象的变化，本罪增加了男性对男性实施猥亵行为、女性对男性实施猥亵行为的两种新情形。当然，侵犯男性性权利的这两种行为同样要求“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强制实施为前提，与强制猥亵妇女的手段方式相同。所谓猥亵，是指自然性交以外的与性有关的行为，它损害了普通人在性方面的正常感情与心理，违反正常的性道德观念。从具体的猥亵方式上来讲，男性与男性间主要通过鸡奸、口交、指奸、手淫等猥亵方式实施。女性对男性实施除鸡奸以外的猥亵行为，主要表现为要求男性为其口交，或者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