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李青的塑造浅谈《第七天》存在的艺术性缺失.docVIP

从李青的塑造浅谈《第七天》存在的艺术性缺失 　　摘要：《第七天》是当代作家余华的最新长篇小说，这部小说通过描写主人公杨飞在死亡之后七天的所遇，所见，所闻，以一种冷静，肃穆的笔调揭示出现实生活中各种狰狞而繁杂的现象。并且采用了类似新闻化的事件叙述模式。毋庸置疑《第七天》具有强烈的政治性、社会性和批判性，对当下人的生活状态提出了批判与反思。但与此同时，这部作品在艺术性上的缺失也显而易见，这种缺失又集中体现在了书中李青这个人物形象的刻画与塑造上。 　　关键词：概念化；俗套；细节；心理；情感 　　余华在回忆《第七天》的创作动机时曾经这样说道：我想将我们生活中看似荒诞其实真实的故事集中写出来”，“让一位刚刚死去的人进入到另一个世界，让现实世界像倒影一样出现。“从这样的角度来看，《第七天》这部作品很好地实现了余华的创作动机，他创造的现实世界与死亡世界产生了鲜明的对照，现实的世界是真实的，其中却充满了尔虞我诈与勾心斗角，死亡的世界是荒诞的，其中却洋溢着关爱与温暖。也正是在两个世界强烈的反差与对比中，作者以冷静而深邃的笔调对当下社会生活中各阶层各方面的问题进行了揭露与批判。使得这部作品具有强烈的现实主义色彩，深刻的社会意义与内涵。 　　可是，在《第七天》收获社会性与政治性的同时，其作为一个文学文本应有的文学性和艺术性却多多少少遭到了忽视。 　　我一直认为，人物形象的塑造对于一部小说的意义相当重要。小说文本是一个特定的审美场域，这个场域既包括叙述情节所发生的时代、社会背景，也包括人物形象在场域中的种种动作，行为，语言，以及人物形象自身的个性、特征，不同人物之间纷繁复杂的关系等等。这些要素构成了审美共在并且统一于文本创造的场域。而在这个场域中，人物发挥着载体和主体的双重作用，叙述情节的构成离不开人物形形色色的活动，时代与社会背景则是对人物活动时间与空间的交代与营造。读者一旦对文本进行阅读，便不由自主地踏入了作者所创造的这个场域，并且处于这个场域中去分享人物形象的行动，经历，体悟人物形象所折射出的美学意义与现实意义。因此，作者想要把自己的创作意图以及隐含的思考与批判传递给读者，很大程度上需要借助他创造的人物形象。同样的，语言的精细工致，情节的意蕴深刻，结构的紧凑错落，细节的匠心独具，叙述方式的综合运用，这些艺术性的要素也都需要人物形象来承载和传递。 　　而反观《第七天》的人物形象塑造，就显得苍白，平俗。于是就不可避免的带来了这部小说在艺术性上的缺失，这种缺失又集中体现在李青这个人物的塑造上，我概括为以下三点。 　　首先，人物形象的概念化。小说中对于李青的描写主要集中在第二天，从她和杨飞相识，相恋，结婚到离婚的过程来看，李青的形象可以用这样几个形容词来概括：美丽，干练，高冷，野心勃勃。但是，除此以外呢？除了这些可以用在李青身上也可以用在别人身上的形容词以外，还有什么是李青所独有的，是读者提到李青这个形象就会条件反射般的记起的？似乎没有。人是多么复杂的一种动物，尤其是女性，像李青这样非传统意义的时代女性，其思想，个性就显得更加复杂，甚至难以揣度，远远地超出了这几个形容词所能概括的范围。不妨把视野放宽一点，在同样有着类似李青这样的新时代女性的作品中，像巴金的《寒夜》，《寒夜》中对于曾树生有张力刻画与描写，比如她和汪母的冲突与争吵，对文宣与家庭的不满，但在远赴兰州之后还不断往家里寄钱，明显就要比对李青的刻画立体得多。同样的，茅盾《子夜》中的林佩瑶也与李青有着几分相似，但是《子夜》中她和年轻时恋人雷鸣的重逢，包括回忆“密司林佩瑶”时代，对当下“吴少奶奶”生活的隐隐不满，以及见到雷鸣时脸色的“红晕”“转成灰白”，“飞步捧着《少年维特之烦恼》跑回卧室”，这些神态与动作描写都使得林佩瑶这个形象丰满，呼之欲出，读者也能够基于特定的时代背景对她复杂的内心与矛盾的处境感同身受。如果说《寒夜》和《子夜》已经是被文学史认可的鸿篇巨制，而《第七天》毕竟刚问世不久，这样大时间跨度的比较不够合理，那么不妨看看余华早起的作品《活着》以及同时代苏童的《黄雀记》，不论是《活着》中对于凤霞和家珍动静穿插的描写，如“偷偷笑了一下，才把眼睛闭上”“凤霞睡着后像只小猫，一动都不动”，“家珍穿着月白色的旗袍”，“一扭一扭地走下来”，“滴滴答答像在下雨”，以及《黄雀记》中对于仙女动作，语言，心理的刻画，如“手指含在嘴里咬着指甲，目光忽明忽暗的”，“气死我了，难道我现在这么丑？丑的你认不出来了？”“滴水声给了她安宁的感觉。安宁的背后，是一丝说不清的甜蜜。”也都显得多元和立体。相比之下，李青的形象就显得十分苍白无力了，文本中很少有对于其心理的直接刻画，对于其外貌的描写也仅限于“美丽。“白皙的肤色，精致的五官，飘动的衣裙”这样粗泛的勾勒，甚至还有“公交车上娴熟的抢座位”这样根本就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