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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结束后美国的工人大罢工 　　突如其来的通胀 　　1945年10月，哈里?杜鲁门每天6点前就起床。他总是在7点整出门，进行早餐前的例行晨练。8点整，第一家庭开始吃早餐。早上快9点时，杜鲁门乘坐总统寝室内的小型电梯下楼，跨步进入白宫西厅的椭圆形办公室，迅速投入工作。 　　珍珠港事件后，美国人每星期的平均收入几乎翻了一番，每星期工作48小时，工资从24.2美元增加到44.39美元。而杜鲁门在联邦政府内部开启先例，将工作时间缩短为每星期40小时，工资不变。一方面，“大萧条”让每个人都学会勤俭持家；另一方面，商店的货架上物品奇缺。4年战争期间，美国人购买了大量的战争债券，银行存取窗口前总是排着长队，约有8500万美国人持有这种债券。战争结束时，美国人的存款额和流动证券金额高达1364亿美元。这是很大一笔随时可以流动的钱，真正让政府困扰的是如何阻止这笔钱用于在黑市到处抢购，而这不可能让每个人都满意。 　　在堪萨斯城，美国总统参加退伍军人协会的游行。他大摇大摆地走在前面。穿过闹市街区。路边上杜鲁门在男装店的老同事埃迪?雅各布森喊了一声：“哈里，不会发生通胀吧？” 　　杜鲁门回答道：“我已经注意到了。” 　　经济情况瞬息万变，似乎是要跟上黑市商人的步伐，沿街叫卖5美元一双的尼龙袜，15美元一件的衬衣，20美元一个的再生轮胎。战争已成为历史，但社会调整的动荡却处于高峰期。富裕一定会在将来实现，但实现这个目标的过程注定是一场痛苦的挣扎。财政部长文森曾经预言，将来我们要学会过繁荣了一半的窘迫生活，但他没有提到，人们首先要面临的不是繁荣，而是物资缺乏、动乱、罢工以及战后通货膨胀导致的物价飞涨。 　　政府的控制让矛盾不断激化。战争结束前，物价管理局成了政府中的独立王国，雇用7.3万名全职员工、20万志愿者，办事处遍布城镇的每个社区。它跋扈专政，是对自由制度的嘲弄，以当时的情况看来，却又别无他法。无论如何，物价管理局总算将物价控制在1939年水平的130%之内。尽管如此，国内情况依然混乱不堪。当时，有成百上千种办法规避物价管理局的管理条例，钻空子的人确实都一一试过了。比如，给领班的服务生20美元小费，就能吃到一盘选材精美的烤肉；用汽车换公寓，或是以车用电瓶交换苏格兰威士忌，至于那瓶威士忌的来源，可能是买一箱红酒或是啤酒才能搭买的，这种伎俩被称为“搭售”，各种销售伎俩千变万化，无奇不有。比如在俄克拉何马城，汽车商卖给你一辆汽车，但前提是你要以400美元买他的狗，而后，狗自己会找到回家的路，其他汽车商可能会卖给你新车，条件是你以2美元的折价把旧车卖给他。此外，还有数不清的“酬金”，如房东太太以80美元一月出租一间只供应冷水的公寓给你，你还得支付150美元的酬金；如果肉贩从店里的冰箱挑出一块厚牛排卖给你，酬金是3美元。 　　严厉的罚款和重刑根本不能搞毁黑市买卖，而且战争胜利后，要想维持两党共同控制局面，也不可能。共和党再次表现得咄咄逼人。1945年8月，共和党人无奈之下，勉强同意杜鲁门“坚守防线”的行政命令。这个命令实施后，美国人工资和物价控制水平逐渐降低。 　　到了9月，两党在这一问题上的矛盾明显尖锐起来，这是自珍珠港事件后的第一次。国会召开特别会议，总统要求扩大行政权力。他希望继续执行定量配给（战争结束6个月后，一部分控制权力自动终止）。此外，他向国会提议通过一项社会和经济方案，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措施就是实行每小时65美分的最低工资标准、将房屋建筑工业收归国有、加大自然资源开发力度、由联邦政府控制失业补助的发放，以及一项严格的公平雇用实施条例。这次共和党人拒绝讨论这一议题。少数党领袖乔?马丁指责总统的做法“比新政还要新政”。 　　1946年1月14日，国会复会，聆听杜鲁门的第一次国情咨文。核心内容之一便是请求允许物价管理局再运行一年，随着各类商品供需水平恢复自然，再逐渐取消商品管制。早在1945年9月，他就对外施压，如今与之对抗的是一个强大的联合阵营，包括美国全国制造商协会、美国商会，以及共和党领导层。他们早已准备好了一大堆复杂难懂的图表，希望能说服委员们：除非国会打破“美国商业的枷锁”，否则国内的自由企业在劫难逃。参议院的大理石会议室外，各个企业的公关人员为了争取卖方市场正在组织游行，包括企业员工、底层管理者、牧师、医生、美国退伍军人协会会员、扶轮社会员和报童。这些人中，有一群愁眉苦脸的破产商人，嘴里念叨着在自由市场时期他们生意兴隆，但胡搅蛮缠的物价管理局人员将一切毁于一旦。 　　两边的游说都很激烈。物价管理局局长切斯特?鲍尔斯派出团队里的专家，去国会做见证。杜鲁门的国会联络员蜂拥而至将国会议员们团团围住，各路联合会、消费者团体以及妇女团在外面的广场上游行示威，支持物价管理局的标语高举在空中。4月19日的这一幕被《纽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