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施莱尔马赫阐释学视角看译者性别对原作主题理解的影响.docVIP

从施莱尔马赫阐释学视角看译者性别对原作主题理解的影响 　　摘 要：在施莱尔马赫阐释学的视角下，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为了避免误解要尽力去阐释原作。但由于译者本身具有主观性，在阐释原作的过程中，译者性别等因素会不可避免地产生影响。阐释原作最基础的部分是对原作主题的理解，翻译实践也基于主题理解之上。因此，本文以《老人与海》为例，试图从施莱尔马赫阐释学的视角下来分析译者性别会对译者理解原作主题产生怎样的影响。《老人与海》中译本有近三十种，其中包含女译者张爱玲的译本和海观、余光中、李文俊等男译者的译本，而且男女译者对该书主题的理解存在本质性的差异，为文本的研究问题提供了有力的论据。 　　关键词：施莱尔马赫；阐释学；《老人与海》；译者性别 　　一、引言 　　《老人与海》（1952）是美国文学巨匠欧内斯特?海明威的代表作，也是他生前出版的最后一部小说。小说篇幅不长，却集中反映了海明威的写作风格，也助他赢得1954年的诺贝尔文学奖。 　　《老人与海》的汉译始于张爱玲。1955年，张爱玲在香港受美国新闻社的委托，翻译了该书，并由香港中一出版社发行。1957年，翻译家海观将该书翻译介绍到中国大陆，译本由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发行。1987年，吴劳、赵少伟、李锡胤和吴钧燮等人都不约而同地重译了《老人与海》[1]。此后，余光中、李继宏等人也相继翻译了此书。至今，《老人与海》已有近三十种中译本，张爱玲的译本风格自成一派，极具女性色彩，而其余译本都出自男性译者之手，与张译本风格不同，各有千秋。 　　《老人与海》知名度高，相关研究也很丰富，但关于其汉译本的研究却不全面。在CNKI中同时输入“老人与海”和“翻译”，相关论文不足100篇，其中关注张爱玲译本占一半以上，另外也有将张译本与余光中、海观、吴劳等译本分别对比研究的，但几乎没有文章从整体上对比男女译者的译本差异。而且过往研究多关注具体翻译手段和策略，很少着重分析译者对原文主题的理解，但主题理解是翻译的前提，极具研究价值。此外，过往研究集中于译介学、女性主义、关联理论、译者惯习等，虽有五篇文章也从阐释学入手，但四篇是斯坦纳阐释学，一篇是伽达默尔阐释学，施莱尔马赫阐释学与其他阐释学理论有着明显差别，所以从施莱尔马赫阐释学角度分析《老人与海》的中译本具有独创性。 　　二、施莱尔马赫阐释学理论 　　施莱尔马赫（以下简称施氏），德国著名哲学家、神学家和语言学家，是近代方法论阐释学的奠基人。在他之前，阐释学单纯用于对《圣经》的解释，他将阐释学发展为独立的哲学，使之适用于所有人文科学。 　　施氏被誉为现代解释学之父，善于用哲学方法思考语言问题。他认为阐释学是理解文本的艺术，更是避免误解的艺术。由于作者与解释者存在语言、时空、背景等差异，解释的过程中必然会出现误解。误解普遍存在，消除误解又具有必要性，所以阐释学就具有普遍性。这就是施氏所说的“哪里有误解，哪里就有阐释学”。 　　那么，如何消除误解？施氏认为误解的根本原因是“语言”和“思维”之间存在差别，只有通过重构，即语言层面的重构（客观的重构）和作者精神状态的重构（主观的重构），误解才能得以避免，也才真正阐释了文本。施氏提出了语法解释和心理解释。语法解释指对文本进行语义学的分析，它不以作者和读者的意志为转移，具有客观性，主要出现在早期的阐释学理论中。但语言本身就是传情达意的方式，具有主观性，因此单纯的语法解释具有局限性。施氏首次提出心理解释这一概念，用来分析文本的深层意义和作者的精神状态。成功的阐释必然是语法解释和心理解释的有效结合。 　　综上所述，施氏的阐释学将哲学、美学和心理学融为一体，突出强调人的个体性和独创性，是对古代阐释学和神学阐释学的发展和创新。 　　三、施莱尔马赫阐释学视角下译者性别对原作主题理解的影响 　　（1）施莱尔马赫阐释学与译者性别对原作主题理解的影响 　　施氏首先将阐释学定义为“避免误解的艺术”，突出了人在阐释过程中的主导地位[2]。由于误解普遍存在，而理解必须由阐释者来完成，阐释者自然而然就在阐释过程中处于主体地位了。 　　在翻译过程中，译者等同于阐释者，需要承担原文和译文、原语文化和译语文化的转化任务。译者在翻译时首先要理解原文。想很好地理解原文，必须保证避免误解。但在实际翻译过程中，由于时间空间的差异、语言习惯的不同以及背景知识的匮乏，译者只能通过自身的语言知识和背景知识间接理解文本，难免会产生误解。 　　1813年，施氏发表了论文《论翻译的方法》，在理论上阐释了翻译的原则和方法等问题。文中提出了两种翻译方法：“一是尽可能地不打扰原作者的安宁，让读者去接近作者（异化）；二是尽可能不打扰读者的安宁，让作者去接近读者（顺化）”[3]。施氏更认同第一种方法，认为异化的翻译可以保留原文的异质，体现文化的差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