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中國文字的起源.doc

談中國文字的起源( 朱歧祥 靜宜大學中文系教授 文字學理論上是一門科學的學問。文字學家的定位是科學家，在研究方法上講求嚴謹的理性的證據，追求絕對的真，這與研究思想、文學的重點稍有不同。 中國文字是源自圖畫。我們對比中國境內新石器時期的岩畫和甲金文字形的特徵，無論是圖象的線條化、形體的由繁而省，由橫向豎，明顯的都是一致的。由圖畫過渡到象形文字，應是一客觀的文字流變現象。根據古文字刻寫的所在，可區分為陶文、甲骨文、金文、竹帛文、璽印錢幣文字等不同類型。其中主要屬於殷商的甲骨文是近代出土中最大宗而具系統的文字，但就時間而言，新石器時期陶器上零散發現的刻符，實遠早於甲骨。因此，這些刻符似乎應該是目前所見最早的文字。 然而，不是所有陶器上的符號都可以算是文字。陶符和陶文有必要作一明確的分界。近代學者對於陶文的發生有兩種不同的看法：一說是始自西安半坡仰韶文化遺址(公元前4770±135年)的22種刻畫符號，一說是出於山東大汶口文化(公元前2780±145年)陶器上的三種圖形。事實上，上述兩宗材料只是刻在陶器上的符號，或具有辨識的功能，但並不算是代表記錄語言的文字。真正確定是屬於陶文的，最早要推河南偃師二里頭遺址中的陶器刻畫。根據考古的研究成果，二里頭文化(公元前1920±115年)所代表的正是文獻歷史中的夏文化時期。對照緊接著的殷商時代，甲骨文的運用已是發展十分成熟的文字。因此，就時代研判，夏部落社會應該已進入具有文字的時期。 二里頭遺址出土的陶器刻畫共有24個。這些刻畫符號整體而言和殷墟甲骨文有別，但其中已有具備獨體象形的條件，如：、、、、、、等。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同時出現的、兩個箭狀符號，前者圖畫味道濃厚，後者則純作線條化。這種繁省共出的現象，對比殷代甲金文中象形的象字作，又作，虎字作，又作等繁簡互見的例子，二里頭的符號似乎是有構成文字的可能性。此外，最重要的證據是遺址中同時出現的：∣、‖、、、、幾個線條符號。其中的前四個屬於順序遞增的豎畫。這種順序的刻畫見於同坑是歷來考古出土陶器中所僅見的。它們很明顯的在用法上具有相互的關連意義。單一豎畫固然可以代表任何具體東西的抽象化記號，但是一系列順序的豎刻畫在同時出土的陶器中的固定位置上時，我們有理由相信它們應該是有意識的刻畫，亦即具備積畫的數數功能。它們之間的關係，含有區別諸陶器間鑄造或使用上先後次序的實用詞義。如此，這些線條符號的出現，當然是用作記錄數目的文字，即相當於六書中表達抽象概念的指事字：一、二、三、四。另外，可能是五字，可能是八字，這和甲骨文中的五、八字形作、的寫法是相合的。由於這一組指事字群的同時同地出現，再對比漢字的發生理論上是先有實象圖形，復由實象造字過渡到虛象造字的一個前提，這反映出二里頭遺址的夏文化應該已是一個掌握文字運用的時期。 二里頭陶器中除了兼具有象形，指事的字例外，復具有由兩個結體併合的符號，如：、、。後二例中研院史語所的李孝定先生曾釋為俎，為死，但不見得可靠。兩個獨體字併合的結果，可借此以表達獨體之間的關係或動作，從而轉生會意的功能，亦以此提供作為抽象名詞或動詞詞性用法的可能性。 由以上這些線索，推論代表夏代時期的二里頭陶器上的刻符確是表達語言的文字。而且這個時期應該已經脫離文字草創時期單純的圖繪狀態，在用法上可能已兼具六書中的象形、指事、會意三種方法。就目前的出土資料，我們談中國文字的起源，宜自四千年前河南偃師二里頭的陶文開始。 ( 文章引錄自拙稿《甲骨文研究─中國古文字與文化論稿》中的〈論岩畫與文字起源〉、〈論陶符和陶文〉、〈論夏文字與夏文化〉等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