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琴书的前世今生.docVIP

北京琴书的前世今生 　　“我从小在北京土生土长，没招过谁，从没惹过谁，总想要点强……”这是琴书泰斗关学曾先生在1998年为电影《有话好好说》创作的插曲，伴随着悠扬的二胡和轻灵的扬琴。生动地描绘出了北京人的生活片断。而这，正是我年幼时对北京琴书最初的启蒙。虽然至今我也不是一个曲艺迷，可每每听到这段琴书，依然回味无穷，越品越有意思。 　　北京琴书的旋律始终是人们对过去时代的一种记忆，也是人们认同老北京文化的一种典型的音乐符号。当北京琴书旋律响起的时候，人们脑海里映现的是北京的胡同、四合院，老街坊们互相问候的风情画。 　　今年，恰逢关学曾先生逝世十周年。带着对北京琴书的一知半解，我登门拜访了关学曾之子关少曾。通过采访，我不但对关老先生的艺术成就有了进一步认识，更深入了解了北京琴书的前世今生。由于幼年受到家庭熏陶，关少曾不仅对艺术格外热爱，更学会了规矩。“我们家是满族，干什么都得讲规矩。我小时候基本没上过饭桌，都是搬个小板凳坐一边吃，还想插话？门儿都没有！长大以后出门儿也得跟我父亲说一声去哪儿，几点回来，不说不行。” 　　关少曾家里很宽敞，立柜里摆满了书籍。采访问隙，他随手从柜子里翻出一个泛黄的日记本，绿色的封皮。翻开第一页，里面是密密麻麻的日记。他戴上眼镜，开始津津有味地翻阅起来，其间指着一些贴在本子上的老照片和新闻剪报，逐一讲给我听，仿佛又随着那些用墨水写的文字回到了从前。 　　打小生活在崇文门的关少曾，和父亲一样都属于胡同串子，骨子里透着南城爷们儿的气息，这一点在采访中表露无遗。我刚一进门，关老师便给我沏了杯茶，请我坐在了沙发上。而一般的采访对象，大概会选择坐在我对面或者旁边，但从没见过关老师这样的，好好的一个皮沙发不坐，偏偏蹲在了沙发前面，后背半倚着呈45°角，这让我迅速脑补了葛优当年客串《我爱我家》时的一个经典场景，也是这么出溜儿着半靠在沙发上，似乎再也没有比这更舒服的姿势了。这样也好，证明没拿我当外人！北京人的这种随性和真实，实在是有些可爱！ 　　北京琴书的诞生 　　在说唱艺术门类中，北京琴书的历史是比较短的，几乎所有唱段都出自于新中国成立后。北京琴书有着自身演变的历史过程与印记，叉恰恰记录了时代的脚步，这也成为了说唱艺术中一个十分独特的现象。在北京，不会哼唱北京琴书的大有人在，但几乎没人不知道北京琴书。知道北京琴书，自然也会知道关学曾先生。关少曾回忆说：“当时百姓家里还没电视机，走哪儿都能从收音机里听到父亲唱的北京琴书，《传家宝》《长寿村》等名段家喻户晓。” 　　出身镶蓝旗满族13岁拜师学艺 　　1922年8月1日，关学曾出生于北京一个镶蓝旗的满族人家，姓瓜尔佳氏，翻成汉语姓关，取名关士清，祖上是清朝给皇帝站岗放哨的士兵。1935年，因热爱曲艺，经人介绍正式拜师常德山先生学唱单琴大鼓。这一时期，单琴大鼓在京津冀地区声名鹊起，拥趸颇众。常德山在去世之前，将关学曾介绍给乐亭大鼓名家石金荣先生学唱乐亭大鼓。从这时起一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前，关学曾一直学习和演唱的是乐亭大鼓、单琴大鼓和琴书。 　　上世纪40年代，天桥不仅是商贾云集之地，也是各路艺人聚集的场所，汇聚了种类繁多的说唱形式。关学曾琴书技艺日臻成熟，不仅传承了常德山先生吐字发音清晰，行腔优美的唱法，叉将在石金荣先生那里练就的抓词、留扣子等技巧融入自己的说唱中，在说唱水平上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有了大批自己的拥趸。而早期或同期的单琴大鼓艺人却渐渐地销声匿迹了，唯独关学曾的琴书在当时仅此一家，不仅在天桥站住了脚，同时在庙会、堂会、剧场和电台的演出也是接连不断。可以说，这一时期的关学曾真正确立了在说唱艺人中的地位，演唱的琴书已初步具备了自己的风格，在原来单琴大鼓的基础上从吐字归音、行腔韵律到唱词板眼的排序都有了一些新的变化，一改单琴大鼓的舒缓温婉以及吐字归韵略带乡音的特点，使琴书形成了曲调高亢明快，唱词板眼俏丽、说唱婉转自如的艺术特色，琴书的伴奏音乐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前奏、间奏的旋律变得简洁而又适于不同场次的需要，伴奏时按唱词行腔的音序规律，对基本唱腔的伴奏音乐进行了规范和定制，延长的速度根据内容有了不同的变化，这些都与原来的单琴大鼓有了很大的区别。 　　从小挣钱养家29岁创立北京琴书 　　解放以后，曲艺艺人们的地位发生了变化，由过去撂地卖艺的穷苦艺人成为新中国的文艺工作者，因此焕发了关学曾空前的创作精神，可以说这一时期是关学曾的艺术思想形成的关键时期。如果说关学曾当年对单琴大鼓到琴书的变革仅仅是基于适应听众需求的话，那么此时的他已经完全是在一种自觉的状态下寻求更高层面的变革，当时的新思想、新风尚被源源不断地融入到了新的作品中。 　　1951年3月底，根据国家的需要，关学曾作为曲艺社成员参加了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所属的文工团曲艺服务大队，深入前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