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汉声威的代言人“王扬马”.docVIP

大汉声威的代言人“王扬马” 　　有深厚文化积淀的土壤，才能孕育出文化的巨人。在西汉，被称作边鄙之地的成都，继司马相如之后，又有王褒和扬雄，高扬起辞赋的大旗，成就了文坛上叱咤风云的“蜀中汉赋三大家”。 　　公元纪年前后，与西方罗马帝国比肩并立的，是崛起于地球东方的大汉帝国。当此时，通过“与民休息”“无为而治”以及拓展疆土尤其是“凿空”西域等政治经济措施，展现出赫赫声成的大汉盛世。而这种奋发努力积极进取的恢宏气势，在汉赋大家的作品里表现得淋漓尽致。汉赋中，四川作家占有重要的一席。来自蜀中的司马相如、扬雄、王褒，用自己的赋体创作，把中国文学推进到“说美”的全新阶段。 　　华夏文化整合中的蜀籍作家价值 　　巴蜀文学的首次辉煌，是以司马相如、扬雄、王褒等为代表的汉代巴蜀赋体文学创作集团的崛起为标志的。中国第一部系统的文学理论专著《文心雕龙?诠赋》把这一切概括为：“相如上林，繁类以成艳，子渊洞箫，穷变于声貌，子云甘泉，构深玮之风”“并辞赋之英杰”。汉赋，是汉帝国恢弘壮大时代精神和时代文学主流的表现。“汉赋四大家”的“王、扬、枚、马”，巴蜀人雄占其三，这绝非偶然。班固的《汉书》对巴蜀作家在大汉帝国文坛的地位说得极为明白：“西蜀自相如游宦天下，而文章冠天下。盖后之扬雄、王褒、李尤，因皆蜀人也。”稍后的左思曾在《蜀都赋》中对巴蜀作家群给予系统的评述：“江汉炳灵，世载其英，蔚若相如，爵若君平，王褒晔晔而秀发，扬雄含章而挺生。”鲁迅认为：“武帝时代，赋莫如司马相如，文莫如司马迁”，即所谓“汉代文章两司马”。这都是极具代表性的看法。 　　文学，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时代精神的外在表现。我们还是从汉代文学尤其是其代表性文体的发生发展背景说起。在历经春秋战国漫长的社会风云之后，秦王嬴政兼并六国和消灭众多诸侯割据，豪气满怀地要作兼有三皇、五帝之尊的“始皇帝”，并希望“二世、三世以至于万世”地统治华夏大地。“书同文、车同轨、行同伦”尤其是“焚书坑儒”、流放不同政见者的“迁蜀”措施，“严刑峻法”和“以吏为师”等等，都是秦始皇对思想文化、制度、行为规范等全面整齐划一的独裁措施。但历史发展的趋势是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别黑白而定于一尊”的“独夫”强权意志，很快就受到历史的无情嘲弄，“戍卒叫，函谷举，楚人一炬，可怜焦土”。一个“执敲扑而鞭笞天下，威振四海”、靠暴政维系严密统治的帝国王朝轰然崩塌。刘氏王朝的建立，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全面发展提供了全新的机遇。 　　用器质文化层面的建筑术语来说，“秦砖”是构建中华文化大厦的必要基础，而“汉瓦”的发明，才真正使中华文化的大厦建造得以完成。站在秦之文化废墟上，汉朝统治者实施了一个“文化抢救运动”，如废“除三族罪、妖言令”“省法令妨吏民者，除挟书律”等。从刘邦征召天下“贤士大夫”入朝和对文人的礼遇（凡士人入太学读书，终身免除徭役），到汉武帝“敕丞相公孙弘广开献书之路”，汉成帝指派陈农专职搜求天下散佚文献，“天下众书往往颇出，皆诸子传说”，又命令刘向（后再由其子刘歆继续这项工作）总校和系统整理各类典籍，都显示着盛世统治者的博大胸怀。这样，先秦诸子百家的学说再次得到充分发展，华夏文化进入了一个交锋、互相化合以及进行整合的新时代。这都是在一个“国家”整体的前提下进行的。 　　巴蜀对汉代文化艺术繁荣的贡献 　　较少有人注意到大汉帝国的崛起与巴蜀的关系。 　　《史记?陆贾列传》曾说“然汉王起巴蜀，鞭笞天下”，认为刘邦集团的崛起而最终获有天下，全赖“巴蜀之资”。鸿门宴后处于劣势的刘邦被项羽立为汉王，“王巴、蜀、汉中”，而结果却成为司马迁所说，“汉之兴自蜀汉”。巴蜀大地丰富的人力资源、“不知饥馑，水旱从人”的丰裕物产，成为汉帝国得以建立的重要前提。乃至于大汉盛世的衡量社会物质富裕程度标准，用班固《西都赋》的话来说就是：“（长安）竹林果园，芳草甘木，郊野之富，号为近蜀”！ 　　大汉王室对巴蜀文化艺术是极为喜爱的。《汉书?礼乐志》颜师古注文说：“当高祖初为汉王，得巴、俞人，并峤捷善斗，与之定三秦灭楚，因有其武乐也”。刘邦与“巴俞舞曲”相伴随终生，即使在裁减宫廷冗员之际，也保持着“巴俞鼓员三十六人”的编制，使“巴俞舞曲”成为两汉帝国最流行的音乐舞蹈。在巴蜀大地的成都、广汉等城市，汉王朝还专门设置官方工场，批量制造色彩艳丽造型精美的漆器，与“黄润细密”的蜀布，同样行销天下。 　　大汉帝国的赫赫声威，造就了汉赋这样体博言赅、华丽壮大的时代文体。空前盛世和大汉声威，需要自己的歌手来传达，历史就这样选择了巴蜀作家群。也就是说，巴蜀大盆地优美的自然景物铸造着巴蜀文人的审美心理机制，较少受到北方理性规范的人文精神充满着自由和浪漫想象的激情，“巴蛇吞象”“蜀犬吠曰”的狂傲妄作，“未能笃信道德，反以好文讥刺”的地域人文精神传统，“俗好文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