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美龄在“西安事变”中制造的谣言.docVIP

宋美龄在“西安事变”中制造的谣言 　　西安事变至今，已有整整80年。然而，这场改变近代中国历史走向的事件，却还有很多错误的说法在广为流传。所谓“西安事变发生后，以何应钦为首的亲日派，极力主张进攻西安，欲趁乱炸死蒋介石或假张、杨之手杀掉蒋介石，以便自己取而代之”之说，就是很典型的一例。 　　何应钦不可能有“杀蒋”“代蒋”的心思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张学良、杨虎城两位爱国将领为逼迫蒋介石放弃“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实行联共抗日方针，发动了“兵谏”，将到西安督促“剿共”的蒋介石及随行要员扣留。当时的蒋介石既是国民党党魁，又是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和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集党、政、军权于一身。他在西安被扣，使得南京政府群龙无首、乱成一团。在如何应对，解决西安事变的问题上，南京政府当局内部产生了意见分歧，迅速分裂成尖锐对立的“主战”和“主和”两派。时任军政部长的何应钦在部分国民党元老及黄埔系少壮派的支持下，力主明令讨伐西安，并出任“讨逆军”总司令，迅速组织陆军逼近，空军轰炸西安近郊，使得笼罩在西北上空的内战阴云愈加浓重，一场大厮杀顿成一触即发之势。 　　蒋介石在西安被扣，南京出现权力真空，何应钦确实暂时取得了之前未曾有过的地位――事变当晚，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和中央政治委员会临时联席会议做出决议，“关于指挥调动军队，归军事委员会委员、军政部长何应钦负责”。但这并不意味着何具备了取代蒋介石的能力。其资历与实力，在党内远不能与汪精卫等辈相提并论；在地方实力派中难望李宗仁、阎锡山之项背（何出身贵州，并无地方力量可作依靠）；即便在黄埔系中，陈诚、胡宗南等人的力量，也非何所能驾驭。何应钦军界浮沉十余年，不可能连这点自知之明都没有，而生出“取蒋介石而代之”的荒唐念头。 　　事实上，在12月12日晚的会议上，主张“明令讨伐”者，非止何应钦一人。主张派飞机轰炸西安的乃是戴季陶；陈立夫则痛斥“谓对张不可过急烈，防危及蒋先生”的张继乃是汉奸。戴季陶、陈立夫与蒋介石的关系至为亲密，自然不可能是为了逼张学良、杨虎城杀掉蒋介石。另据左双文教授爬梳多种史料后统计，“当时在南京的国民党要人中，主张讨伐的有：戴季陶、居正、朱家骅、叶楚伧、丁惟汾、于右任、朱培德、何应钦、吴稚晖、陈公博、陈果夫、陈立夫、张道藩、马超俊、熊式辉、程潜等，可能的有孙科、林森等。阵容可谓庞大。”在这些人当中，何应钦“明令讨伐”的立场并不算最为强硬。 　　军事讨伐确实有可能将张、杨逼至彻底决裂的程度，进而危及到蒋介石的生命。既如此，为何与蒋介石关系极为亲密的戴季陶、陈立夫、陈果夫、朱培德等，仍坚持主张要“明令讨伐”呢？ 　　戴季陶对此有所解释：“张、杨……劫持统帅，则必以蒋公之生死为政治上之要挟。中央既不能屈从其狂悖，陷国家于沦胥；尤不能过于瞻顾蒋公之安全，置国家纲纪于不顾。故中央对策应持以坚定。”简言之，在戴看来，蒋的个人安危，须让步于“国家纲纪”。故褫夺张、杨本兼各职，明确下达讨伐令，是原则问题。 　　何应钦想要“取蒋而代之”的谣言，源头在宋美龄 　　何应钦之所以背负了数十年的“欲趁乱炸死蒋介石或假张、杨之手杀掉蒋介石”的恶名，其源头在宋美龄。据亲历其事的陈公博回忆，12月12日晚的紧急会议，中央党部定下了“命令讨伐”的处置基调，但次日宋美龄自上海来京后，坚决主张“和平解决”，事情就起了变化：“党部和家庭恰恰形成了一个对峙的形势。在中央党部是不问蒋先生的生死，专着重在中央的威严；在家庭则不愿考虑政府的威严，专着重在蒋先生的自由和生命。”戴季陶是站在最前线与宋美龄对垒者，“有一次在中央军校开会，蒋夫人也在座，戴季陶大发脾气，痛陈不能和张、杨讲和平，季陶摔椅子，大哭大叫。季陶先生这几年以来，就自己训练成一个以道自任的大贤人，穿必马褂长袍，写必楷书正字。他那时对于张、杨，大有‘与汉贼不两立’之势。到了16日开中央政治会议之时，更大声疾呼，主张声罪致讨，说到大义凛然之时，不惜大拍桌子，以补其声泪俱下之不足。……孔庸之自然跟着蒋夫人主张和平解决的，因此给季陶大骂一顿，连连谢过不遑。”王子壮也回忆称，戴在会议中，因与宋美龄冲突，曾拂袖而去。 　　12月12日在上海闻知蒋介石被扣，宋美龄一度昏倒。其急于救夫的心情自是可以理解。在这种家、国孰轻孰重的冲突中，临时拥有指挥调动军队大权的何应钦，被推上了“阴谋者”的风口浪尖。陈公博回忆：“南京忽然传出一种谣言，说何敬之为什么要坚持讨伐，为的是不愿保全蒋先生，他要迫到张、杨情急，对蒋先生加害，他好继承蒋先生的大位，升做军事领袖。这种谣言实在来的可怕，照这样说话，则大凡主张讨伐的，都是别有用心。……那时蒋先生之被囚西安，已不像是国家大事，而是宋孔两家的家庭私事，中央已无法过问了，蒋夫人又在中央军校演说，居然提出说主张讨伐的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