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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戏曲振兴工程深远意义的几点认识 　　国务院《关于支持戏曲传承发展的若干政策》明确提出，“实施地方戏曲振兴工程，将其纳入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三五’总体规划”，这标示我国戏曲文化事业的发展被纳入国家发展规划之中。作为一项国家战略层面的工程，“若干政策”推出了七项政策措施，这些措施涉及的社会层面之广、系统性机制性之强、支持力度之大都是空前的。改革开放的三十多年，也是我国文化体制改革的三十多年。历经三十多年的思想解放、社会变革、经济环境转换和文化供需格局嬗变，戏曲艺术生产机制、传承机制、服务机制和传播方式都发生极大变化，既取得耀眼成就与诸多成功经验，同时也伴随着诸多深层次的问题，比如如何看待和处理民族传统艺术的价值与作用的问题；也面临着诸多现实层面的问题，比如如何处理市场经济条件下民族的、传统的文化艺术形式传承发展问题。这次国务院出台的若干政策可以说真正体现出了政府管理中的问题意识、导向意识，针对性很强。可以预见，“七项措施”的推行将使我国戏曲文化事业发生深刻的变革，形成一个前所未有的繁盛局面，达成其应有的预期目标。 　　必须把实施戏曲振兴工程提高到实现“中国梦”的国家战略的高度来认识，戏曲文化的振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之中文化复兴的必由之路之一。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固然意味着国家综合科技水平的世界一流，所有经济产业和国防军事建设的一流，国民经济收入和生活水平的世界一流，同时也必须是民族文化影响力的一流，国家形象、国家力量都取决于民族文化的影响力。而反过来看，如果一个民族消解了自己的文化，甚或丢弃了自己的文化，代之以殖民地的文化、颓废的文化，那就意味着民族性的消弭、民族凝聚力的散失、社会的失序，一个民族不仅永无宁日，而且面临存亡之虞。在此种情况下，哪里还谈得上国家建设和国力的强盛！中华民族是在十八世纪以前一直是世界上最强盛的民族，是世界影响力、亲和力、融合力最大的民族。当我们回溯中华民族之所以强大的历史事实时，最值得自豪的首先是民族的精神文化。当一个民族消极、惰性的文化占统治地位时，民族的悲剧自然启幕――长达百年的一部悲愤的中国近代史将中华民族拖进死去活来的境地。然而，近两百年来中华民族在任何危难困苦中从来没有放弃过复兴的奋斗，在这部悲壮的奋斗史中，其主线首先还是文化的复兴。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60余年的上下求索到于今，中华民族已前行到距伟大复兴的实现最近的关头。这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中国梦”的历史关节点。 　　“中国梦”――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即中华传统文化的复兴。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复兴中华传统文化问题，在纪念孔子诞辰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中，他全面而深刻地论述了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及其对人类社会发展进步所具有的意义。他指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等，可以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也可以为道德建设提供有益启发。”我们应当进一步提高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对于民族伟大复兴所具意义的认识，作为这种认识的具体化，我们必须看到，千百年来，中国戏曲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传承中，是社会辐射面最广、传播功能最强、潜移默化效应最深刻的文艺形式，同时戏曲艺术本身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最大载体和集中体现者。还应当看到，中国戏曲艺术具有巨大的文化承载能力和对人类生活、精神、情感无可限量的艺术表现力。我们找不到一种艺术形式像中国戏曲这样，作为一种文化艺术传媒形式自元代成熟以来至今，历经千百年社会动荡，始终成为贯注、体现、传播和传承民族精神、民族感情、民族历史、国家认同、社会伦理和民族美学观念的主要载体，它一直承担着政府难以以行政政策和管理方式的施行而实现政治秩序、社会管理、伦理教化、人格规范的职责与社会作用。当然，任何一种文化都是动态的社会历史发展的反映，没有一成不变的文化，如同马克思主义总是在人类社会实践和历史发展过程不断发展一样，传统文化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也会不断地被赋予新的义涵。早在上世纪30年代，郭沫若就写过一篇《马克思进文庙》的文章，表达马克思主义思想和儒家思想在人类大同理想上相一致的观点。马克思主义要中国化，中间传统文化当然也要适应21世纪的全球化，两者的结合就形成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民族复兴、文化复兴，都是在这个核心价值观指引下才能真正实现。有了这种文化自觉，就能够提高振兴戏曲文化意义的认识高度。 　　在实施振兴戏曲文化的工程中，必须切实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原则和创作导向，象樊粹庭、常香玉、杨兰春那样的戏剧家献身于戏曲事业，矢志不移。樊粹庭被誉为“现代豫剧之父”，在他身上集中体现着知识分子对文化勇于担当的传统。他始终以传承中原文化为使命，创造性地借鉴各剧种艺术形式，使豫剧成为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