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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新月派 第一节 新月派概述 新月 新月 新月诗派又称新格律诗派。新月社有它的特点，一是沙龙性质，友谊、自由与文学成为社团的粘和剂，二是有学院派的贵族特征，他们大都是大学的教师和学生，拥有学院的矜持与理性。 1923年8月徐志摩、胡适等人在北京组织 “聚餐会”，成员复杂，有政客、银行家、商人、学者、诗人。为纪念泰戈尔访华，将聚餐会定名为“新月社”。1926年春，徐志摩、闻一多、朱湘、饶孟侃、刘梦苇、于赓虞等在北京《晨报》创办《诗镌》，从1926年4 月1日起到6月10日止，共出11期，这可说是早期“新月诗派”。1927年，胡适、徐志摩、梁实秋等在上海创办新月书店，1928年3月出版《新月》月刊，《新月》月刊至1933年终刊，共出4卷43期，先后担任过编辑的有徐志摩、闻一多、饶孟侃、梁实秋、潘光旦、叶公超、罗隆基、邵洵美、余上沅等人。《新月》发表的文章除文学艺术外，还有政治、学术论文， 而且，越到后来越靠近政治。在刊物上进行新诗创作和理论（包括翻译）建设的主力是徐志摩、闻一多、饶孟侃、孙大雨、陈梦家、方玮德。后来出现的曹葆华、卞之琳、孙毓棠、李广田等，已趋向于现代派；臧克家师承闻一多，却忠实于现实主义。在此期间，徐志摩、邵洵美等人又编了四期《诗刊》（1931年12月20日创刊），以求继承《晨报副刊·诗镌》的遗风，想“再来一次结合的研求”，做“更高的技术的寻求”，“想斗胆在功利气息最浓重的地处与时日，结合起一个小小的诗坛，谦卑的邀请国内的志向者的参加，希冀早晚可以放露一点小小的光。但一直的向上；小，但不是狂暴的风所能吹熄”[注]。1933年6月，《新月》月刊停刊，同年12月，新月书店倒闭。至此，历时10年的新月社也宣告结束。其中，尽管有些史学家拒绝将新月书店以后的活动纳入新月社，新月社的某些成员也否认与前期的关系：“我们这个月刊题名新月，不是因为曾经有过‘新月社，那早已消散”[注] 。但如今以历史的眼光来看，其前后的活动，尤其在文学主张上一贯相通，几个主要人物也出入始终，因此我们这里仍将其统称为新月社。而且，新月社也并非单纯的文学社团，其理论主张牵涉政治、经济、文化等许多方面，但作为对一个文学社团的描述与考察，我们这里只拣其要叙述其文学旨趣和创作。从1927年到1931年这一段时间内，可以说是“新月诗派”的兴盛期，也叫中期。1931年陈梦家编选《新月诗选》，同年由新月书店出版。其中选了徐志摩、闻一多、饶孟侃、孙大雨、朱湘、邵洵美、方令儒、方玮德、沈从文、卞之琳、林徽因、陈梦家的80首诗，显示出“新月诗派”的阵容和成果。1931年11月，徐志摩因飞机失事去世，陈梦家恳请闻一多继任《诗刊》主编。但此时，闻一多已决心脱离新月社，告别诗坛，不愿再任《诗刊》主编，《诗刊》也就于1933年6月终止了。新月派随即趋于消亡。 新月社并非一个单纯的文学社团，而是一个涉及到政治、思想、学术、文艺各个领域的社团派别，人员庞杂，使它的政治主张、文艺理论和文艺创作都存在着相当的复杂性，既有梁实秋的新古典主义，推崇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宣扬的天才论和人性论；又有徐志摩在《新月》创刊号发刊词《新月的态度》张扬的艺术的“健康”与“尊严”；还包括胡适一再阐述的“人权与约法”；罗隆基所追求的民主与自由；潘光旦所肯定的优生学等等。 第二节 新月派的新诗理论与实践 我们只探讨作为文学社团的新月社的文学理论和文学实践。首先需要探讨的是它的新格律诗理论。白话新诗突破旧体诗的束缚，追求“话怎么说就怎么说”的自由原则，俞平伯、刘大白等试图引入古典诗词，刘半农引入民歌民谣的新格调，李金发从异域引进繁复的意象，冰心、宗白华则从泰戈尔的哲理诗和日本徘句和歌中寻找“小诗”的路径，以闻一多、徐志摩为代表的新月社则提倡新格律体，向传统诗歌的回归，使自由诗在反传统的过程中走了一步之后又退半。 一、闻一多 闻一多 新月派中的闻一多对于新诗理论的建树较多，他在《晨报诗镌》上发表了《诗的格律》，阐述了新月诗派关于“新格律诗”的主张。他首先提出“不能废除格律”的主张，认为假如诗可以不要格律，那么做诗就比下棋、打球、打麻将还容易。他借西方诗学理论说：“差不多没有诗人承认他们真正给格律束缚住了。他们乐意戴着脚镣跳舞，并且还要戴别个诗人的 脚镣。”由此出发，他批评自然主义和浪漫主义诗歌作法。认为有些人喊“返归自然”，其实自然界也有格律，不过是“不圆满的时候多，所以必须艺术来补充它”。如果要打破诗的音节，要它变成和语言一样，“这真是诗的自杀政策”。他认为：“对于不会做诗的，格律是表现的障碍物；对于一个作家，格律便成了表现的利器”。接着，闻一多正面阐述了新诗格律观点，认为：“格律可从两方面讲：（一）属于视角方面的，（二）属于听觉方面。这两类其实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