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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东西部差距根源探析 一、东西部发展的基本现状 我国东西部发展存在差距，西部发展落后，这已是不争的事实。改革开放前，在计划经济和平均主义条件下，东西部差距并不大；改革开放之后，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和“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思想指导下，全国各地都发展起来了，但发展的速度越来越显示出差距。据统计，1978年至2005年，东部地区GDP占全国比重提高了11.8个百分点，而包括西部在内的其他区域所占比重则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2005年东部和西部GDP分别为12.1l万亿元和2.55万亿元，占全国的比重为62%和13%，与2000年相比，东部地区增长了3个百分点，西部地区下降了1个百分点。另据国家统计局课题组的一项实证研究，1980年东部地区人均GDP分别相当于西部地区的1.8倍，2004年则扩大到2.6倍[1]。而据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和西北大学中国西部经济发展研究中心联合发布的《中国西部经济发展报告(2006)》，2005年西部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占东部地区的比例由2004年的69.7%下降到2005年的66.7%，西部地区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占东部地区的比例由2004年的48%下降到44.2%。显然，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的差距不是在缩小而是在扩大，西部仍然是我国经济最落后的地区。 二、制度差距——西部落后的根源 在众多影响地区差距的因素中，什么才是更为根本的因素?东西部地区自然地理环境存在差异，国家在改革开放之初给予了东部沿海地区尤其是经济特区较为优惠和特殊的政策，这些都可以算得上是西部掉队的一个原因，但并不是根本原因。地理因素尽管对地区经济增长十分重要，然而自然地理环境对于经济增长不能直接起作用。换言之，地理因素对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的制约作用或是促进作用不是独立存在的，地理区位条件往往与其他因素结合在一起共同对地区经济发展产生影响。至于政策因素，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许多原来对沿海地区的优惠政策逐渐向全国普惠了，西部大开发战略也已实施了7年，但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的发展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距离进一步拉大。这其中的缘由何在?笔者以为，东西部发展差距不断扩大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而其深层次的??源在于“制度差距”。改革开放以后，我国东部地区凭借其率先改革带来的体制创新优势，经济发展十分迅速，而西部地区则在整体上改革滞后，与东部地区相比存在着一个“体制落差”，从而制约了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 　　从本质上讲，区域的经济制度创新是社会经济活动中资源配置主体和资源配置方式的变迁过程。在改革进程中，就资源配置主体而言，东部地区非国有经济发展迅速，逐步取代国有经济成为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主要推动力量；而西部地区改革开放前国有企业所占比重就高于东部地区，受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较东部地区更为深刻，接受市场经济的管理原则难度更大，在这种制度的“路径依赖”作用下，西部地区非国有经济发展明显落后于东部地区。迄今为止，西部地区的国有化程度依然很高，据《中国西部经济发展报告(2006)》，2005年西部地区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增加值占各地区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增加值的比重远高于东部地区。西部地区工业增加值的绝大部分是由国有经济贡献的，非国有经济贡献份额很少；就资源分配方式而言，东部地区的市场化进程明显优于西部地区，市场取代计划成为资源配置的主要方式较其他地区领先一步。樊纲和王小鲁(2004)的研究表明，2002年全国各省市的市场化排名中，前5名是广东、浙江、福建、上海和江苏，全部属于东部地区，而后5位分别是甘肃、贵州、青海、宁夏和西藏，都属于西部地区。这一研究进一步证实了东部地区市场化水平较高的结论。 　　一般而言，市场发育程度较高的地区，资源配置效率也较高。20世纪80年代以来，东部地区市场化取向的制度变迁，尤其是在产权制度上的不断创新，使非国有经济迅速发展，国有经济的经营机制也得到了很大的转换，资源配置效率大为提高，从而有效地促进了区域经济的增长和发展。与东部地区相比，西部地区市场化水平低，效率较低的国有企业占据了大半壁江山，效率较高的非国有经济发展缓慢，资源配置效率低下，与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差距不断拉大。正如美国经济学家DarronAcemoglu(2004)所指出的，虽然从某种程度上，文化和地理环境造成了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繁荣的差距，但是各个国家和地区之间经济制度的差距才是经济发展差距的根源所在。 三、制度创新是加快西部发展的必由之路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不仅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而且制度的变革与优化还是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特别是在经济系统越来越复杂的形势下，利用制度变革与优化来降低复杂系统中行为不确定性更显得重要。在我国的区域经济发展中，西部地区存在的制度性缺陷与不足从根本上制约着当地经济的进一步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