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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GE  PAGE 11 文变染乎世情 　　【摘 要】刘勰在探讨中国文学历史演进时提出的“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道出了千古文学兴衰变迁的终极因由。元代的公案杂剧体现出较为显著的社会批判倾向，元代公案杂剧的这种怨刺特色也有其特殊的社会背景，蒙古族入主中原，民族压迫异常深重，吏治混乱，官场贪腐成风等都是重要的促成因素。 　　【关键词】公案剧；怨刺；社会基础 　　中图分类号：I207.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6）12-0004-03 　　儒家论诗虽倡导“温柔敦厚”，但仍不废“怨刺”，故孔子论诗有“兴观群怨”之说。《毛诗序》中进一步探究了“怨刺”的产生：“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国史明乎得失之迹，伤人伦之废，哀刑政之苛，吟咏情性，以风其上，达于事变而怀其旧俗也”，认为政???的疏漏、人伦的废弛、刑政的苛酷是文学怨刺的社会根源。作为元代最有代表性的文学样式，元杂剧尤其是公案杂剧的怨刺特色也是非常突出的。 　　王国维先生在探讨元杂剧作家创作动机时，提出了“自娱遣兴”的观点，“盖元剧之作者，其人均非有名位学问也，其作剧也，非有藏之名山，传之其人之意也，彼以意兴之所至为之，以自娱娱人”。[1]85对此，郭英德先生提出了质疑，“（元杂剧）作家创作固然是由某种‘意兴’所激发，所驱迫”，[2]41但这种“意兴”本身一定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我们赞同郭先生的观点，元杂剧创作绝对不是作家单纯的“自娱娱人”。同样，元代公案杂剧怨刺特色的形成，也一定有着独特的社会背景。 　　客观地说，元杂剧鼎盛时期也是蒙元王朝如日中天的至元到大德的几十年盛世时期，按照《礼记?乐记》“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的理论，本不该出现“怨以怒”的“乱世之音”。但我们要是结合蒙元王朝在中国封建历史长河中的特殊性，则这个疑问的解答就会有些眉目。 　　一、他族入主，土著民沉抑下流 　　蒙古铁骑兵强马壮，所向披靡，经过多年征战，建立了“北逾阴山，西及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汉唐极盛之际不及焉”（《元史?地理志》）的蒙元帝国，幅员之辽阔，旷古绝今。或是依仗强大的军事实力，或是对中原外儒内法的帝王之术不甚了了，蒙元统治者并未对被征服对象施用绥靖之策。而是明目张胆地施行民族歧视与民族压迫政策。 　　蒙元统治者先是依照归顺臣服的先后次序把国中人民分为四个等级：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又依据身份职位把百姓分为十级：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匠，八娼，九儒，十丐。虽然后一种划分未见正史记载，但在元明两代的许多文学作品中广为流布，应当有一定的事实依据。如此赤裸的名目分类与等级界定，怎能不让人心生怨怼，更何况名目背后是更加可怖的特权与歧视。 　　蒙元初期，统治者为了激励将士的作战热情，对虏民为奴并不反对，所以产生了驱户、投下户、贴军户等名目繁多的户籍类型。后来籍民为奴的现象愈演愈烈，据元人赵天麟《太平金镜策》记载：“今王公大人之家，或占民田近于千倾，不耕不稼，谓之草场，专放?U畜。又江南豪家，广占农地，驱役农户，无爵邑而有封君之贵，无印节而有官府之权，恣纵妄为，靡所不至”。[3]286 　　特权阶层籍民为奴甚至危及了中央朝廷的财政收入，为了缓解王公贵族、豪门大户强占人口对于朝廷赋税的侵蚀，蒙元政府先后在窝阔台时期、蒙哥汗时期和忽必烈时期进行了四次大规模的括户，也即是户籍清理运动。这实际上是中央政权与地方实力派之间争夺民户赋税的斗争。由此可以明显地看出蒙元时期特权阶层籍民为奴现象的严重程度。 　　籍民的对象一般都是最下等的汉人和南人，一旦被籍，丧失的不仅是田地，也包括百姓自己。《大元通制条格?户令》中有“典卖佃户”一条：“至元十九年十二月，御史台呈：山南湖北道按察司申：江南富户，因买田土方有地客，即系良民，主家科派，甚于官司，若地客生男，便供奴役，若有女子，便为婢使，或为妻妾……又峡州路判官史择善呈：本路管下民户，辄将佃客计其口数，立契典卖，不立年限，与驱口无异。此等良民生长山谷，无由告官，任人苦役，饥寒委可怜念。其间有将些小荒远田地夹带佃户典卖，称是随田佃客，公行立契。又佃客男女婚姻，主户拦当，需求钱物，方许成亲。”汉族百姓所受经济盘剥与人格折损可谓空前绝后。 　　为了防止、压制汉族人的反抗，维护蒙元贵族的特权，朝廷还出台了许多赤裸裸的带有民族压迫性质的法令。《大元通制条格?杂令》“蒙古人殴汉人条”规定“蒙古人殴打汉儿人，不得还报，指立证见，于所在官司陈诉。如有违犯之人，严行断罪。”诸如此类的规定亦见于《元典章?刑部诸殴杂例》和《元史?刑法志》。汉人被蒙古人打，不许还手，可以诉官。无怪乎公案剧中葛彪一类的权豪势要那般嚣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