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体时代我国对外传播“搭车思维”的应用.docVIP

PAGE  PAGE 9 新媒体时代我国对外传播“搭车思维”的应用 　　【摘要】新媒体时代，网络为民众参与外交提供了广阔的平台，我国与西方的数字鸿沟加深，传统的外交模式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我国对外传播工作需要拓展思维、调整思路来应对新的舆论格局。事实证明，“搭车思维”历经跨学科的概念演变，若能正当地运用于新闻传播领域可以化“贬”为“褒”，对我国对外传播工作有借鉴意义，且对助力我国构建国家形象、取得对外传播的积极效果具有重大意义。 　　【关键词】搭车思维；对外传播；国际舆论；国家形象 　　一、“搭车思维”的起源探究 　　“搭车式”的思维方式可以追溯到“搭车理论”中。“搭车理论”又称“搭便车理论”，最早由美国经济学家奥尔森提出，一直是现代西方产权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探讨的重要话题。奥尔森在其著作《集体行动的逻辑》中指出：“实际上，除了一个集团中人数很少，或者除非存在强制或其他某些特殊手段以使个人按照他们的共同利益行事，有理性的、寻求自我利益的个人不会采取行动以实现他们共同的或集团的利益。”[1]奥尔森认为，集体利益作为公共物品，意味着无论是否付出成本，任何集团成员共享收益，这就造成了集体成员坐享其成的倾向，这种集体行动的困境被称为“搭便车”。后来，搭车理论被引申使用于经济学之外的更多研究领域，但仍被赋予贬义的感情色彩，例如社会心理学概念中的“搭便车效应”，实质上也是个体利益与群体利益的冲突问题。该理论认为个体采取搭便车行为，会最终损害群体的利益，使得群体其他成员付出代价。[2] 　　“搭车”这一比喻进入新闻传播领域之后，开始有了中性乃至褒义的感情色彩。在发生于2015年的“庆安枪击事件”（又称“徐纯合事件”）之后出现了“新闻搭车”一词。枪击事件后续掀起了各地网民对于当地官场的举报狂潮，新闻报道及网络上的疯狂转发则是举报狂潮的助推器。喻国明教授认为，“此类现象为‘新闻搭车’，即当公众把注意力集中到枪击案主体新闻事件时，与此地域相关的、以往难以受关注的问题集中爆发出现在公众视野中，举报人会趁社会注意力和各方面力量聚集的时刻寻求解决自身问题”。[3]可见，引申进入新闻传播领域的“搭车”，是指利益诉求者借助新闻报道及其产生的影响，以期达到某种目的的行为。在该事件中，对地方官员不满的公众集中发起举报，这些拥有共同诉求的个体都搭乘了新闻影响力的便车，致使举报的队伍瞬间扩大，大大增加了举报的成功概率。在整个过程中，搭车行为不仅没有带来利益损害，还促使了问题的解决，给了那些凭一己之力不敢控诉官员的普通百姓维护权益的机会。 　　由此可见，搭车行为并非都是错误的、有害的，正当的行动目的和正确的运用手段会使搭车行为产生有益的效果。正如在新闻传播领域，“搭车”行为已经从原来的理论概念中跳脱出来，在新媒体环境中被赋予了新的含义。值得一提的是，正当的“搭车”行为还为新闻传播活动提供了一种思维方式，即在一定环境下，借助某一事件发生的时机，借力融智、将计就计进行传播。 　　二、对外传播中“搭车思维”的实质和作用 　　（一）国际舆论新挑战呼唤外交新思维 　　自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得到了显著提升，但是我国硬实力的进步并没有撼动长期以来西强东弱的世界信息秩序。面对中国的崛起，一些西方国家制造各种论说，刻意抹黑、扭曲中国，试图将中国置于国际舆论的危险境地。值得一提的是，随着新媒体的兴起，世界范围内的信息交往更加便捷，对于国际政治而言，各国密室外交的可能性大为降低，外交决策越来越离不开公众的参与。[4]与此同时，由于信息传播能力不对等，新媒体时代中西方传播技术差距拉大，从内容到技术，数字鸿沟正逐步加深。以中美两国的舆论角力为例，国际问题专家王冲博士认为，中方由以前的互有攻守，在新媒体时代已转为全面防守，并且攻击乏力。[5] 　　近年来，我国的政府外交以及政府主导的公共外交一直在努力推进，国家软实力也在逐步提升，新闻媒体这一重要的大众传播平台也成为沟通中国与世界的桥梁，不断双向传递加强对彼此的认识。但是在目前新的舆论格局之下，以信息进出之间、中国真实面貌和西方主观印象之间、国家软实力和硬实力之间为代表的负差仍然存在，这说明我国的对外传播工作需要拓展思维、调整思路来应对新媒体时代的新的外交挑战。相较于单纯输出信息而言，运用“搭车思维”进行对外传播工作则是更加巧妙的招数。 　　（二）对外传播中“搭车思维”的实质 　　在我国对外传播工作中，政府外交部门或其他机构、团体、个人常通过新闻渠道发布外交政策、表达对国际事件的立场态度，这是国家软实力的一种体现。但如果用“搭车思维”思考问题，不直接通过新闻渠道发布信息，而是选择借力某新闻事件表达观点，不仅体现了国家软实力，而且是巧实力的体现。我国对外传播运用“搭车思维”有以下几个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