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传播立法之我见.docVIP

PAGE  PAGE 7 新闻传播立法之我见 　　新传播立法，借两会东风，吹皱一池眷水，引来各种意见的交汇。笔者认为，对于各种不同意见可归纳出的最大共识，就是都期望国家在经济上高速发展的同时，我们的政治、文化、礼会也都能朝着更文明、健康、自由的方向发展，而这正是“中国梦”的核心所在。 　　新闻传播立法之意涵 　　在探讨相关立法的问题时，必须对一些范畴、概念、议题（issue）先进行区分和辨析，以便明确大家研究的问题、探讨的议题具有相同指向。从立法技术上来讲，立法宗旨与调整对象、规范方法之问具有内在逻辑性和协调性。 　　关于新闻传播立法，从广义讲，凡是就与新闻传播活动相关的行为和组织方面所制定的法律规范，都属于新闻传播立法。它包括“硬法”和“软法”两个层次。所渭“硬法”是指由享有立法权的国家机关制定的和???法授权的机关制定的法律规范或者判例法国家的判例，也就是严格意义上的法律；所谓“软法”是指虽然不属于硬法，但是对于相关行业组织和人员的行为具有类似于法律约束力的行业规范、宣传纪律、相关政策等。所有这些合起来，就是法学理论上所称的“实质意义上的”新闻传播法（如果有用“新闻传播法”命名的法律文件，则称为“形式意义上的”新闻传播法）。它调整的范围涵盖了新闻传播领域的所有重要方面：如宪法层面的对基本权利的规定与保护；组织法意义上的新闻传媒的管理制度、管理体制、机构设置、职权范围；行政管理法方面的准入制度、内容标准、行为规范、从业人员管理、法律责任；产业法方面的产业政策、竞争秩序、产权制度等；民法领域的人格权和财产权保护问题。这些又都分属“公法”和“私法”领域。如果不去对相关讧法的哲学基础、价值取向、立法目标的差异和旨趣做价值区分，可以说我国的新闻传播立法已经有非常多的内容。说新闻传播立法已经基本完备，也言之成理。 　　其实，当下人们所谈的新闻传播立法多数并非指上述“实质意义上的”新闻传播法。人们所说的新闻法，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各国实践和学界一般共识来说，它属于公法范畴，是宪法与行政法问题，即如何通过法律的方式来确定新闻传播机构与政府的关系、新闻传播活动面对公权力所享有的权利、对公众所承担的义务和责任。本文所谈的新闻法也是指此含义之卜的“形式意义上的”新闻法，也就是当下大家所争论的新闻法。新闻法是否必要，并非一个没有基本标准的见仁见智的问题。笔者认为，在一定的价值理念之下，也就是在“明确基本标准”之后，对于这个问题的结论还是明确的。 　　要重点对待的问题 　　如果把探讨的新闻法明确在公法意义，特别是宪法制度的一部分，那么我们要知道，如今的时代背景与近代资产阶级反抗封建专制、殖民地区反抗殖民统治、后发民主国家抗拒集权所制定的保障新闻自由的法律的时代背景、政治、经济、文化环境已经有了很大不同。在传统专制时期，政府与新闻界就是对抗关系。如今，信息流动的便利以及随之带来的社会理性程度的提升，一般对于不同意见的宽容程度已经有了极大的提升。 　　在我国，宪法第三十五条也早已铭刻了既属于全体公民，也属于专业新闻媒体和从业人员的表达权利。我国的媒体，特别是新闻媒体和政府之问小仅不是对抗关系，而且是一种保护、扶持，要求和自觉遵守要求的关系。因此，现在强调的新闻立法，既不是要与政府作对的立法，也不是纯粹为了内容管控的立法，而应该是为了更好地实施宪法条款、整体上增进社会成员福利、更好地培育新闻传播的专业水准与质量、提升国家软实力的立法。在此意义上，无论是否有“形式意义上的”新闻法，我们必须统筹考虑以下方面： 　　第一，在理念上，不断深化革新我们的认识 　　要将我们的宗旨“一切为了人民”之“人民”还原到组成国家这个最大社群的每一个分子，也即每一个具体的人。只有如此，宪法规定的基本权利，政府作为“公仆”服务的对象，以“权利制约权力”，才有切实有形的主体，才会使法律不仅是躺在纸上的东西。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改革，从本质上讲就是要对国家与个人之手段和目的的关系进行再认识并重新界定。过去仅把普通社会成员作为抽象的人民，作为为国家机器运转来尽义务的主体。此种观念之下，政府权力可以无限大，不受约束，可以完全不考虑具体个人的利益、尊严和感受。而今后，无论是公权力本身的横向与纵向划分，还是整个政府权力与私人权利之间的边界划定，都要从有助于人的幸福、安定、生活工作便利、价值感更容易体会到的角度来改革，这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必然结果。历史上，周而复始的“官逼民反”，实际上就是官府权力没有边界的结果。事实上一个社会当中，如果具体个体意见有发表的地方，利益受到损害有及时有效的救济，通过公共讨论形成的公共政策基本上有一个公平的目标，那么这个社会就不会因为积压太多的怨气和怒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