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门桃李满天下]期颐堂前更种花.docVIP

PAGE  PAGE 7 方门桃李满天下]期颐堂前更种花 　　去年在导师方汉奇先生寿诞之际，我以小文记述先生的点滴，《人民日报》于2016年1月7日以《亦师亦友笔走千秋》为题刊出，《新华文摘》等亦转载。小文刊出当日一大早，新华社原总编辑、郑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南振中院长委托张淑华副院长发来信息：“今天《人民日报》刊发的《亦师亦友笔走千秋》一文以小见大，很有感染力。”我即致敬致谢，其中有：“不是我文章写得好，是人物素材好！”感动之余，我找到版面和客户端链接，立即通过微信发给了导师，他当时在芝加哥。片刻，导师回复说：“不是人长得好，是文章写得好。写得笔下都开出花来了！”他在后面还加了一个微笑的表情。 　　其实，该篇小文的标题一直令我惴惴不安：我岂敢称导师为“友”？何况导师如今已入期颐之年。1999年教师节，我曾应约写过一文刊在《人民日报》的一个副刊上，标题用了《亦庄亦谐方人生》，确实在同门中我是比较“敢于”去导师那里“探谐”的，但是导师的博学、严谨、崇高与庄重，令我等弟子敬仰他如泰山北斗，他是永远的崇高导师。 　　方先生最早被称为“导师”，是在1985年。经过了疯狂的政治运动年代和他被批斗的10年浩劫时期，他与中国的高等教育一样在“文化大革命”以后获得了新生。1985年，他作为中国新闻学界最早的几位博士生导师之一，招收了两位弟子，一位是郭镇之，一位是尹韵公。郭镇之师姐因此成为中国第一位新闻学女博士，她的博士论文研究的是“中国电视史”，为了指导这个“新媒体”研究者，勤奋惜时的导师每天专门增加了看电视的任务。郭师姐毕业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北京广播学院（今中国传媒大学）任教研工作，后调入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任教授，是中国新闻史学会外国新闻史研究委员会的创会会长。她的弟子如今也已经遍布全国各地的高校和媒体机构。尹韵公师兄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所长，他的学生如今也活跃于政、学、实务界。 　　自1985年至2016年，方先生指导了共50位博士生（以入学计算），其中42位获得了博士学位（目前导师每年1位博士生入学），还有约10位硕士，5位已经出站的博士后，以及来自俄罗斯、德国、澳大利亚、日本的多位外国学者。如果将他60多年来教过的学生计入，那是数不过来了。当然，按照现在不少学校突飞猛进的扩招之势，方先生30多年里指导的博士生数量肯定不算多，但是他指导学生之认真、悉心与细致，肯定称得上当今博导之最。 　　如果不是我的“干扰”，导师前十几年招的博士生，都算是“高端路线”的，在坐标轴上会是一个稳稳的上线状态，他当年的学生多数在学界或业界已经较有成绩，年龄、资历亦多长于我。在我之前有郭镇之、尹韵公、杨磊、胡太春、蔡铭泽等5位师兄师姐获得了博士学位。事实上，在我之后导师连续数年还招了多位他的优秀的同事。那个时候的大学教师，许多是在恢复高考后本科或研究生即留校任教的，到了新时代迫切需要深造。1995、1996级入读博士的人大教师有倪宁、程曼丽、涂光晋，后来还有饶立华、周小普、赵永华，以及新世纪之后攻读博士的彭兰、王润泽、赵云泽，都属于导师的同事兼学生。1995级李彬、1996级李磊二兄则是来自郑州大学和兰州大学的教师。当年涂光晋老师笑称我“师姐”时，我特别不好意思，因为她是教过我的老师，她和多位同门，我至今均尊称为“老师”。我之后的几届同门不仅职称高、资历深，而且多“高海拔”，是名副其实的“高等人才”。我曾写的“武大郎开店”的“方门典故”即出于此：我1996年博士毕业时，导师和师母设宴为我庆贺，应邀的在读的同门因为个个身材挺拔，特别有一米七几的二女（涂、周），一米八几的两男（二李），与倾向于广东身材的导师反差强烈。被围在其中的导师把香槟酒杯高举过头，感叹道：“我这是武大郎开店哪！” 　　导师在学生面前不严自威，而且春风化雨。如果你偷工减料，他心如明镜，直到你明白你一定要完成任务。澳门的玉凤学妹当年工作忙没有按时来交作业，于是以澳门至北京的机票售罄为推诿，先生当时并不道破，但是在下次见面时却非常和蔼地告诉玉凤：如果以后没有直飞的航班，你可以乘船到香港，香港目前每天5个航班到北京；你可以到广州转、到深圳转，分别有多少个航班到北京……玉凤说从此她再不敢不认真于学业。我当年读博时，每月要交给导师的作业有时因为各种原因，快到最后期限了还没有做完，只好通宵达旦地赶啊，而且是一定会赶在约定那个上午10点钟准时到人大林园2号楼去交作业，从来不敢申请作业延迟之类。那时别的专业的博士生同学都没有作业，看到我这么辛苦地拼作业，他们竟然还投来羡慕的目光。那时我与入学最靠近的师兄蔡铭泽相比，实在是惭愧，因为他总是早早就认真做完了导师要求的作业。蔡师兄后来留校人大、又南调广州，曾经担任广州大学、暨南大学的新闻院系的主任、院长。 　　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