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服管理：从强制走向非强制.docVIP

PAGE  PAGE 8 校服管理：从强制走向非强制 　　有关校服的争议，折射出价值多元时代人们对一些诸如校服这类教育现象的不同立场。在所有这些争议中，无论是赞成者还是反对者，都秉持一种单级思维，执一端而反对另一端。 　　自一些学校要求学生统一穿着校服以来，有关校服的争议就一直不断。围绕校服的争议涉及多方面的问题，包括校服本身的性价比问题、家长的承受能力问题、校服的卫生问题，等等。这些争议说明，校服的存在，无论如何都有利弊两个方面。在这些争议的问题中，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似乎被忽略了，这就是强制学生统一穿着校服背后所隐含的价值观以及这种价值观本身存在的问题。因此，本文撇开有关争议的那些具体问题，着重讨论要求统一穿着校服背后的价值观及其问题，并对此提出一些思考。 　　一、学生统一着装的由来 　　学生到学校上学，什么时候开始有校服并要求学生统一穿着校服的，并没有确切考证。有研究者认为，16世纪英国开办慈善学校并为学生提供统一的着装，以便将他们和皇室贵族子弟区分开，是为学校校服之肇始。20世纪60年代，美国只有教会学校有着装要求。1987年，美国首家公立学校――巴尔的摩的樱桃山小学发布了穿着校服的硬性规定。[1] 　　我国古代私塾对学生的衣着通常都有明确的要求。《程氏家熟读书分年日程纲领》规定弟子“衣冠必整。勿为诡异华靡，毋致垢敝简率。虽燕处，不得裸袒露顶；虽盛暑，不得辄去鞋袜。”[2]这是有关学生衣着的行为规范，对学生着装提出了明确要求，不过并没有统一着装的要求。清末废科举，兴学堂，现代学校教育制度开始在我国建立，有关生徒的衣着也只有一般的要求。例如，龙门师范学校附属小学校《生徒须知》规定，“衣服冠履，宜朴雅整洁”，[3]也没有统一着装要求。1912年，民国成立，教育宗旨大变，中央教育部组织临时会议，征集全国教育专家于北京讨论民国教育的重大问题。在这次会议上，当时的教育部预备议案四十余种，学生制服为其中的议案之一。后“学生制服”改为“学校制服”，统一学校制服的式样、颜色、质料等。[4]这大概是我国校服的开始。民国时期，学生是否穿学校制服，甚至成为教育视导的内容。例如，民国二十五年，雷志诣视导江西丰城县教育，所撰《视导丰城县教育报告》中就有这样的描述：“师生应一律穿着制服，遇家贫学生无款添置制服者，亦应令其勿着长衫”。[5]这大概是我国强制学生穿着校服的源起。新中国成立之后，国家对校服没有统一要求，因而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也一直没有强制穿着校服现象。直至改革开放，一些学校开始推行校服。由此，中小学校穿着校服渐成普遍现象。 　　费孝通在论及民国乡间妇女发式时认为：“表现着三代人的帽型和发式的一张照片……三种样子代表了三种价值观念。”[6]校服亦如帽型和发式，代表着一定的价值观念。一些学校的管理者之所以热衷于让学生穿着校服，乃认为校服不仅承载着一定的价值观念和审美观念，而且在学校的教育活动中还具有一定的教育功能。从一般的意义上讲，这种观点当然没有什么问题。2015年，教育部、工商总局、质检总局、国家标准委联合颁发《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学生校服管理工作的意见》就指出：“校服被形象地称为中小学生的‘第二层皮肤’，其质量关系学生的健康成长，式样影响学生的形象和气质养成。优质、合体、美观、舒适的校服是培育校园文化的重要载体，是培养团队意识、传播平等精神的有益方式，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积极探索。”教育部教育装备研究与发展中心官员也认为：“校服能够规范学生行为。校服作为一种校园文化符号，通过创设一种环境氛围，可以在耳濡目染、潜移默化中感染、陶冶学生。学生穿上校服，就会感受到一种无形约束，就会时刻提醒自己要遵守纪律，注意言行，维护自身和学校形象。”[7] 　　校服承载着特定的价值观念和审美观念并且具有教化功能，大概没有人能够否认。学校通过多种途径和渠道来传递某种价值观念和审美观念，是学校对于社会的职责所在，也是学校建立的本来之意。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学校通过强制的方式，要求学生统一穿着校服，以此传递某种特定的价值观念和审美观念。这种做法，姑且不论其实效性如何，其行为本身就不能不让人深思。 　　二、需要警惕强制穿着校服的价值观 　　强制本身体现出某种价值观，一种隐含着的并未显现的却又实实在在存在的并且完全不同于其意图的价值观。一方面是要传递的价值观念和审美观念，另一方面则是隐含在强制这一行动中的价值观念。正是因为强制，使得原本作为教育场所的学校在校服的问题上演变成权力运作的场所。 　　学校是培养和教育年轻人的机构。当学校采取强制的权力来推行校服时，则作为教育对象的学生便沦为权力意志的对象，学校也就丧失了它作为教育机构的伦理性辩护。现代学校教育的伦理性和合法性，不仅源自于它的目的的合意性，更源自于它实现目的之手段的伦理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