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健英一生与党史军史同行.docVIP

PAGE  PAGE 8 王健英一生与党史军史同行 　　“有人认为当教员清贫、清苦、清闲，对我主动要求从正团职干部转岗当一名普通的党史教员不理解，可是我从来不在乎个人名利，只想把自己的一切奉献给我们的党和军队” 　　2016年3月，一封离休老干部的来信在后勤学院引起院领导的高度重视和教员学员的广泛议论。信的作者叫王健英，今年86岁，是一位有着65年党龄的老党员。他在信中向组织汇报了自己离休28年来进行党史军史研究的情况，并提出向学院捐赠图书资料和著作手稿的殷切愿望。 　　是什么让一位老同志对党史军史研究如此执着和热爱，又是什么让一位离休多年的老干部始终心系学院建设发展事业？在这位老党员的身上究竟蕴藏着一种怎样的力量，驱他前行、催人奋进？带着这些疑问，近日，记者前往原总后勤部丰台第五干休所对王健英进行采访。 　???把党史军史研究事业高高举过头顶 　　阳光射穿迎宾松枝，透过阳台玻璃，洒在堆满各种史料的书桌上。此时，已是耄耋之年的王健英正在伏案奋笔疾书。从一个生活在旧社会水深火热之中的童工，到如今成长为一名著作颇丰、受人尊敬的党史军史研究专家，数十年来，王健英用自己对党的忠诚和对党史军史研究事业的热爱，书写了一个革命军人破茧成蝶成长历程、拼搏进取的奉献与担当。谈及自己的人生经历，王健英的话语中满含深情：“这是党对我培养的结果。” 　　1930年，王健英出生于山东农村的一个贫苦家庭，读了5年书、年仅12岁的他被迫“闯关东”当起学徒，受尽当时“日伪政府”的残暴凌辱和资本家的残酷剥削。东北解放后，王健英得以进入中学学习，因成绩突出在毕业后进入东北军校。新旧社会生活的强烈对照，让少年时代的王健英就对党怀有真挚深厚的情感。1950年，他正式向党组织提交入党申请书，得到了组织的批准。 　　在东北军校读书期间，王健英第一次接触到《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从此便与党史结下了不解之缘。1951年6月，他在《东北军校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党啊，我的再生父母》文章，文中有这样一段动情的文字：“我从入党的那一天起，就决意要把自己的一生，无私奉献给党和党的事业。” 　　1953年，王健英在东北局党校深入学习中国共产党党史，为其一生从事党史研究事业打下了深厚的理论基础。如果说在此之前，王健英对党史研究的兴趣源于一种报党恩的自发心理，对党史的认识是感性的、碎片化的，那么在此之后，他对党史研究的热爱逐渐趋向自觉，对党史的理解和把握也日益全面和系统。 　　真学才能真信，真信才能真用。1984年，经过数十年的资料搜集、整理和研究，王健英撰写出版《中国共产党组织资料汇编――领导机构沿革和成员名录》，该书将中共一大至十四大73年时间里，中央和地方党的主要组织和党领导的政权、军队、主要团体及民主党派领导机构与领导成员以及党的重要会议等，编纂成一部结构严密、系统完整、隶属分明、经络清晰的组织沿革史。 　　为了确保书中的每一个细节都准确无虞，那段时间王健英几乎天天泡图书馆资料室，认真翻阅各个时期的文电汇编、各种历史报刊和回忆录，单是1941年至1947年的《解放军报》影印本就足有一米多高。 　　功夫不负有心人。《中国共产党组织资料汇编》一书出版后，获得了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的批示，受到党史界的广泛称赞，认为此书对全党编纂组织史资料起到带动作用。中央党校原党史教研室教授、《党史研究》常务副主编王仲清评价说：“这本书填补了党史研究空白，开拓了论文编撰党的组织沿革史料之先”；江西社会科学院首席专家余伯流称赞王健英为中国共产党编写了“家谱”。 　　“一直以来，西方敌对势力加紧歪曲、否定我党我军历史，社会上一些‘野史’‘戏说版本’也在混淆视听。几十年的党龄让我深知，做党史军史研究工作，是一项极其严肃的政治性很强的工作，不仅要对历史负责，更要对未来负责。”经过王健英的苦心整理和考证，许多沉寂在故纸堆里的史实渐渐浮出水面，比如朱毛红军井冈山会师的准确时间是哪天，中共一大前长沙是否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遵义会议是否改组了中央军委、毛泽东是否出任军委主席等等，许多党史军史中难以辨清的疑难史实问题得到确证。 　　从事党史军史研究60多年，王健英始终心系党和军队的建设发展事业，笔耕不辍，曾撰写出版了全党全军第一部《中国红军发展史》、全党全军第一部收录最全的《中央领导人物传略》，以及《中国共产党历史大辞典?人物第三分册》《红军纪实丛书》等多部著述，此外他还参与编写了《红军长征丛书》《解放军将领传》《军事百科全书?人物分册》等书籍，被业界同行称为“党史军史活辞典”、“中共组织史专家”。 　　把党史军史教育担子稳扛肩上 　　至今，一位上世纪80年代在后勤学院参加培训的学员依然记得，有一个幽默风趣的政治教员可以把党史军史讲得生动易懂而又意蕴丰富。这个教员就是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