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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戈尔经济论文范文:分析经济理由的道德标尺word版下载 1998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时任剑桥大学三一学院院长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以表彰他在福利经济学等方面的贡献。 　　森虽长期居住于英美，但他仍保留印度国籍，以便参与国内事务。因此，森成为第一位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亚洲人。 　　森与泰戈尔是同乡。森的朋友、北京大学东方学研究院院长王邦维向《英才》记者介绍，森的外祖父是泰戈尔的秘书，在小镇上的国际大学研究中世纪印度文学与印度教哲学，而国际大学正是泰戈尔创建的。 　　阿玛蒂亚这个名字便是由泰戈尔起的，意为“永生”，泰戈尔说“这是一个大好的名字。我可以看出这孩子将长成一个杰出的人。” 　　森的中小学完成于国际大学，这所学校的教育理念先进，注重激发学生相关范文由写的好奇心和求知欲，而不鼓励在考试成绩上争强好胜。课程设置体现了泰戈尔对东西方各国文化兼收并蓄的追求。 　　“在他9岁多时即1943年，他的家乡孟加拉邦发生了大饥荒。官方估计死亡100多万，后来他估计饿死达300万。这对森的道路选择有重要影响。”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宏观室主任党国英告诉《英才》记者。 　　1951年，森来到加尔各答大学。他爱好广泛，曾学习梵语、数学、物理，最后被经济学吸引。课堂之外，森与同学们经常进行政治讨论，大家谈的最多的是马克思。森回忆说，他一生中最主要的学术理由，在加尔各答时就开始深思了。 　　两年后，森前往剑桥大学三一学院。多布、斯拉法做过他的老师，剑桥旗手罗宾逊夫人是他的博导。 　　森曾先后在德里经济学院、牛津大学、哈佛大学等担任经济学与哲学教授，直至1998年被英国女王任命为三一学院院长。他还曾担任联合国前秘书长加利的经济顾问，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就是按他的理论框架设计的。 　　瑞典皇家科学院在诺奖授奖公告中指出：“从社会选择的一般理论，福利与贫困指标的定义，到对饥荒的实证研究，森运用经济和哲学相结合的工具，重新使用道德尺度来讨论重大的经济理由”。 　　由于对世界各地遭受苦难的底层民众的深切关注，森被誉为“经济学良心的肩负者”。 　　贫困指数 　　也许是因为童年的痛苦记忆，森长期致力于饥荒的实证研究。 　　森发现，没有一次大的饥荒真的是因为粮食短缺造成的。以1943年孟加拉邦大饥荒为例，随着战争迫近，孟加拉地区的粮价开始上涨，但并没有发生粮食短缺。孟加拉1943年的粮食产量比1941年高11%。 　　“饥荒是人们获取食物的权利不平等造成的。降薪、失业等，致使底层群体连果腹这样的权利都被剥夺了。”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向《英才》记者解释了森的结论。 　　森认为，即使最贫穷的国家，只要政府采取得当措施，也能顺利渡过严重的灾荒。 　　实际上，英殖民统治结束后，舆论、民众对政府的监督，使得印度再没有发生过大饥荒。“在骇人听闻的世界饥荒史上，从来没有一个独立、民主，保障言论自由的国家发生过真正的饥荒。” 　　每年，森都要回一次孟加拉邦，除参加由泰戈尔发起的一个节日外，还到印度农村实地考察农民的生活。 　　传统的贫困测量指数太过简单，一般用处于贫困线以下人口的百分比衡量一国的贫困程度。森认为这种策略忽略了很多理由，比如，我们无法知道贫困者的收入离贫困线的距离。更要紧的是，由穷人到富人的收入转移，可能不会增加贫困人口的数量，从而不转变一国的贫困指数。直白地讲，我们失去了对底层疾苦的足够敏感。 　　于是，森设计了一个多维度的、足够敏感的贫困指数，将贫困发生率、收入分布等因素综合在一起。这个贫困指数还只是对贫困现象的更准确测度，他的福利指数则是对人的福利本质的更准确把握。 　　以往衡量一国福利的指数，只有人均国民收入一项。但森指出，福利的本质不是收入，而是可行能力，即一个人所拥有的、享受自己有理由珍视的那种生活的实质自由。人的生活可以被看作多方面的生活质量的集合，收入和一定的营养、寿命、交通、社会保障、环境、社会参与等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核心是达到某生活水平的机会和能力。“贫困不只是收入低下，而是基本可行能力的被剥夺。” 　　总之，人的可行能力与健康、教育等诸多指标相关，用以衡量各国发展水平的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正反映了这种精神。 　　社会选择 　　社会选择就是将个人意见集合成集体意见的过程。 　　1972年诺奖得主肯尼思·阿罗用严谨的数学语言证明，在满足四个公理的条件下，社会选择不可能产生理性的社会排序。也就是说，民主决策无法产生理想的结果，而独裁本身又是非理想的。 　　“阿罗悖论无论对福利经济学，还是民主制度都是非常消极的。不少学者试图解决阿罗悖论，但进展不大，直到森才取得了突破。”党国英说。 　　森重新审视了定理中的几个公理性条件、前提假设和思维方式，提出了走出不可能定理的可能途径。比如阿罗假设人际间的效用（满足感）无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