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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率经济论文范文:关于的蔡昉：人口红利与经济转型论文 编者按：近日，中央国家机关团工委和全国青联联合中央国家机关团工委、中央国家机关青联、中国社会科学院团委，组织了“与专家学部委员面对面活动”，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所研究员、中华社会科学联谊会会长蔡昉就人力资源领域的相关理由与青年代表做面对面的交流，《职业》杂志记者全程参与本次活动并选取专家的精彩观点发表。 　　从人口红利到制度红利 　　2004年沿海地区出现了民工荒，这种现象一年比一年严重，民工的工资也相应上涨。我在1988年写的博士论文《中国的二元经济与劳动力》中提到了刘易斯拐点的理由。后来我反复地观察、调查，发现用这个概念是对的。刘易斯的文献没有说二元经济结束才叫转折点，而是说有一个点，在这个点之前不用涨工资就可以得到无限供给的劳动力，这个点之后还能得到，但是要涨工资。因此如果一定要提出一个转折点的年份，我认为是2004年，因为从那之后工资上涨幅度加快了。后来有人给我倡议，说不要把经济发展用一个点描述，要用一个区间会容易令人理解。正好2010年人口普查发现，我们劳动力人口从那年开始减少了，所以2004年到2010年是一个转折区间。 　　我们过去经济增长主要依靠的是劳动的供给、资本的形成、人力资本生产率的提高。这些都是和我们的人口因素、劳动力无限供给有关的。与劳动力从生产率低的部门转移出来，进入到生产率高的部门，进行资源重新配置，提高生产率也是有关的。同时劳动力供给不会遇到经济学里所谓的“酬劳递减”现象，但是人口的因素逆转，所有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都会转变。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第一次用了“经济增长速度要和潜在增长率相适应”这样的概念，即不要超过所能承载的限度。有人说我们新政府的政策是不搞大规模的刺激，能够容忍稍微低一些的增长速度，说明大家对人口红利逐渐消失、潜在增长率下降的现象是认可的。 　　刘易斯转折点到来以后意味着原来仅仅靠要素积累投入的增长模式，已经推动不了经济了。这个经济增长源泉逐渐丧失。唯一能够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是技术进步、生产率的提高、效率的提高。从经济学来说，经济学讲效率，但是效率里面不是所有的东西都是物，有的是物，有的是人。人永远不能和物同等对待。所以我们所研究的领域，包括就业，农民工社会保障、劳动关系等，都不是经济学。我们反复讨论，我们学的是经济学，可以用经济学的策略解决理由，但是应该超脱纯粹的关心人的那种经济学的约束。我们要知道人在经济学的研究中应该得到特殊的对待。所以从这个作用上说，未来公共财政应该更多地推动生产率提高和技术进步创新，但是并不仅仅意味着有多少钱给科技部，要有更多的钱用在教育上，还应该有相当一部分用在对人的保护上，这部分可能往往会被我们忽略。 　　李克强总理说，人口红利终归要消失，我们通过改革还可以得到制度红利。制度红利用经济学语言来说，就是我们还有很多制度阻碍生产率的提升。我们还有很多农民有进一步转移的潜力，但是有制度障碍，有城乡分割社会保障制度等。因此我们通过改革新兴城镇化，以人为核心，以农民工为核心，户籍改革为推动力，本身就可以增加劳动力的供给。 　　对于一个成熟市场经济的发达经济体而言，GDP增长速度几乎所有的增长率都要来自于全要素的增长，他们没有什么人口红利，没有什么后发优势，他们只有通过创新获得GDP的增长。这个创新就意味着全要素生产率要提高。 　　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分为两部分。一是技术创新，就是科技要真正走在最前面，不断地在创新前沿扩展，欧美很多国家就是这样的一种状态。二是资源重新配置，就是让有效率的企业把没有效率的企业替代掉，把最好的资源从没有效率的企业转移到有效率的企业，因此也意味着生生死死，创造破坏。 　　我们企业之间是存在着生产率差距的。同一个行业中不同的企业生产率差距也很大。既然存在着这种差距，说明我们还没有让最有效率的企业用到最多的资源，说明我们还存在着生产要素自由流动障碍，这些竞争性行业，是不是可以公平进入？这些还是存在理由的。有些垄断理由还是存在的。所以通过改革把这些阻碍生产要素流动的要素消除掉，也能够进一步提高生产率配置效益。 　　公务员的工资应正常合理 　　有一个报道的标题是“政治精英对经济精英不满”。意思是大家对社会的贡献相差不太多，但是经济精英的收入远远高于政治精英。其实几乎在任何国家，都是经济界收入最高、大学次之、政府最低。但是政府更有保障，公务员一般不会??业。 　　每个人风险观不一样，愿意承担风险的就经商，经商有风险，是根据业绩得来的收入。而学者应具有创造精神，愿意做研究做出点成绩来。在美国做教授也不是那么容易的，美国教授是终身制，博士毕业以后能当上助教授，一般两年、三年，最多四年合同，这时候要申请副教授、终身教授，做到了意味着可以做研究，相当多人做不到副教授、终身教授，理论上来说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