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遗失物制度的法律运行与观念流变(下).doc

文章来源：中顾法律网 上网找律师 就到中顾法律网 快速专业解决您的法律问题 中国古代遗失物制度的法律运行与观念流变(下) 吴向红 福建师范大学法学院 副教授 　　清初的立法，多沿袭明朝的律法。顺治四年(1647年)在大明律的基本上稍加删削，制定成了《大清律集解附例》，并颁行全国，即为清朝第一部律典。《清律?户律?钱债门》得遗失物条载： 　　“凡得遗失物之人，限五日送官，官物尽数还官，私物召人认识，与内一半给与得物人充赏，一半还失物之人，如三十日无人认识者，全给。” 　　几乎完全照搬明律。 　　在同一法律传统的沿革之中，明清法律对得物人的态度出现了如此戏剧性的变化，这到底是为什么?难道从有明一代人们就放弃了“道不拾遗”的传统理想?尽管这一变化的方向表面上看是在与西方民法传统“接轨”，但它显然不能象大清《民法草案》那样直接归因于西方法律思想的影响。因此，这一变化需要从本土法律传统的内部寻求解释。 　　详细探讨这一问题，需要专门的工作。我们在这里只提供理解这一转折的线索。首先需要注意的是，《大明律》出于乱世，这一判断是立法者(朱元璋)的判断：“吾治乱世，刑不得不重”[xxvi]。身处乱世的基本判断，至少会导致两个后果：一、更加现实的态度，“道不拾遗”的高妙理想会被暂时束之高阁，代之以“予民生计”的基本考量;二、刑、典重官轻民。朱元璋的重典是“重典治吏”，而在“小民细故”上则相当随意。户部《教民榜文》明令：“民间户婚、田土、斗殴、相争一切小事，不许轻便告官，务要经本管里甲老人理断，若不经由者，不问虚实，先将告人杖断六十，仍由里甲老人理断”[xxvii]，而且屡禁上诉[xxviii]。官府在民事上采取了退而不问的态度，物权上的纷争(“田土”、“相争”)被尽量下放到民间。在这种背景下，官府未见得有兴趣介入遗失物一类的“细故”，以此可以理解它为什么愿意放弃对无主遗失物的传统权利。只要官物返还，但求耳根清静。 　　然而，乱世之策只是上述转折的表浅因由。从更高的角度，还可以看到遗失物法律变化背后的一个更加重要的因素：那就是??治者对民间物权的基本态度。最能表现这种态度的，还不是遗失物(动产)，而是土地(不动产)。正如李显冬教授指出的[xxix]：早在先秦时代，中国的法律传统在物权上的指导思想就是“定份止争”，而非确认权利(西方意义下的物权)，这是古代物权制度的实质所在。定份定的是“名份”，而非所有权。定份的目的，不是确立权利，而是维持社会秩序。有关物权立法的真正动机是社会秩序本身，而非对民间财产或法律秩序的尊重，这就能使我们理解为什么中国的法律传统在民事领域“辄由刑罚”。如果法律的实施，在客观上保护了物权(私有财产)，那么，这也只是法律的“副作用”。这种状态一直到了清代亦然。黄宗智先生说得非常明白： 　　“清律并不使用‘所有权’之类的概念，而是就事论事地讨论对侵犯他人财产或破坏合法的土地买卖的行为的惩罚。我们可以说清代法律关心的只是社会秩序，它没有绝对权利意义上的，独立于统治者行政和刑罚权威之外的产权观念。” 　　名份和所有权的差别就在于与(政治)权力的关系：名份是依赖于权力的，并且是权力可以直接褫夺的;而所有权只依赖于法律，与当朝者无关。所以，同是暴君，罗马的皇帝需要按照法律凑足“证人”，由元老院定贵族死罪，才能得其遗产;而中国的皇帝可以仅仅因为需要军费而当场决定“抄家”。洪武元年(1368)诏令──“耕者验其丁力，计亩给之。使贫者有所资，富者不得兼并。若兼并之徒多占田以为己业，而转令贫民佃种者，罪之。”[xxx] ──听上去是全心全意为了老百姓，但是，“计亩给之”的政策背后是对民间财产权的彻底蔑视，土地完全成了官家随心所欲配给的资源。官府行为是土地资源配置的主要渠道[xxxi]。明朝土地分“官田”和“民田”，朝廷有权宣布任何一片土地为官田，为此还有专门的术语如“籍没田”(抄没田)和“还官田”[xxxii]。明初著名的“江南重赋”就是由朱元璋一怒之下抄没江南士绅大片民田而起的[xxxiii]。 　　由此我们看清了：明清律中对遗失物的宽松随意之态度看似是对民间物权的支持，但实际上，这一立法的真实背景是对民间物权的轻慢：宽松是对僭权与夺的宽松，随意是玩乎股掌的随意。明清与唐宋在遗失物法律上的转折实际上是对私产物权态度的转折──对私有财产制度的深刻绝望。所以，面对如火如荼的土地兼并，相当多的学者，包括方孝孺、解缙、徐光启等，非但没有考虑加强物权保护，反而认定土地兼并的根源是土地私有和土地买卖，他们的反兼并对策竟然是禁止土地买卖和土地国有化[xxxiv]!作为生计根本的田地尚且如此，小小的遗失之物又算得了什么?干脆不问青红皂白，见面分一半──公平到各打五十大板。这怕是举世无双的高达50%的“报酬请求权”的真正来历。与其说这是古代物权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