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年，几位欢喜唱歌的朋友.docVIP

PAGE  PAGE 13 那些年，几位欢喜唱歌的朋友 　　在我们的生活中，欢喜唱歌的人不少。卡拉OK，谁都能拉开嗓门唱上两段。我常常想起自己的青少年时代，那些年，那些歌，那些欢喜唱歌的朋友…… 　　第一位朋友：小山娃的故事 　　我是1958年进的小学。记得那是大跃进年代，大炼钢铁，大养猪猡，一家门都去吃里弄食堂，有空就敲锣打鼓消灭麻雀，跟在大人屁股后面到马路边看大游行。“十五年赶超英国”的大标语，是我识字的启蒙。十五年多长？英国在哪里？爹爹答非所问，说主要是指钢产量。那么啥个叫钢产量？爹爹瞟了我一眼，没有回答，眼神里似乎在讲，等侬大起来就晓得了。 　　不晓得是我小辰光嗓音好，还是老师乱点鸳鸯谱，我莫名其妙地被推荐进了学校里的少儿合唱团。进了合唱团，一遍遍地排练，吸气，吐气，“咪伊咪伊嘛啊嘛啊――”的练???，枯燥得要死。还要分声部唱，弄得人头昏。记得少儿合唱团的指导老师姓欧阳，是个秃顶老头，平时笑嘻嘻的，喜欢开玩笑，可排练起来却像换了副面孔，脾气邪气（非常）急，有辰光他还会用手里的指挥棒，在我们头顶心敲来敲去，虽然敲得很轻，心里总归不适意。 　　上世纪60年代初，新中国要支援世界革命，学校里排了一组支援亚非拉革命的节目，准备参加区里的文艺汇演。我们排练大合唱“亚非拉，人民要解放……”（歌名忘记脱了），排了一遍又一遍。大合唱当中还要嵌一段独唱“美丽的哈瓦那，那里有我的家……”（歌名也忘了），欧阳老师叫了好几个同学试唱，他都不满意。正在这个辰光，校园里突然之间传来一阵歌声，清脆嘹亮。排练场里立时三刻安静下来。欧阳老师让我把那个唱歌的同学喊得来。我飞奔到校园里，看到唱歌的是个女同学，黑皮肤，高颧骨，眼睛亮亮的。我表情严肃地向她传递老师的指令。她看上去有点抖豁（害怕），不过还是闷声不响跟我踏进了排练场。 　　欧阳老师给她起了个头，“美丽的哈瓦那……”，小姑娘抓着头皮说她不会唱这个歌。欧阳老师就说，你就唱一个你会唱的，放松点，随便唱。小姑娘吸了口气，放开了喉咙：“小山娃放学后，一把镰刀拿在手，上农庄呀下西沟，哪里有草哪里走。晃起那镰刀亮闪闪，割下那青草绿油油，割了一篓又一篓，喂得猪儿肥油油……”欧阳老师连声叫好，一问，才晓得她是新转学来的，老家在广西山区。从此以后，我们大家都叫她“小山娃”。 　　经过很多次排练，我们的节目终于要搬上舞台了。记得演出是在海宁路乍浦路转弯角子上的解放剧场。我是头一趟上这么正规的舞台唱歌。热烘烘的灯光照得我眼睛发花，观众席里无数双眼睛看得我头脑发昏。我们都是带妆演出的，我分配到的是非洲黑孩子的角色，面孔涂上黑色的油彩，弄得像野狐脸。不过我们谁都没有笑，没有做小动作，规规矩矩的，一切都听从老师的指挥。一种集体荣誉感，促使我们发挥出了最好的水平。不过这趟演出最出彩的是小山娃的独唱，她那“美丽的哈瓦那”，清纯、舒展、高亢、嘹亮，获得一阵又一阵的掌声。立在舞台中央的小山娃可谓大出风头，她的面孔笑得通通红，两只眼睛眯成两条线。 　　小山娃理所当然被吸收加入我们的合唱队，唱高音部。在排练中，小山娃的嗓音特别亮丽，在高音部里明显是“羊群里跑骆驼”。欧阳老师似乎很不满意，经常把她叫出队列“校路子”，要改掉她的“野路子”唱法。唱惯了山歌的小山娃，要改掉“野路子”唱法比较难。记得有一趟，欧阳老师气呼呼地中止了排练，表情严肃地对小山娃说：“唱合唱，要懂得‘和谐’，知道吗？声音不能突出，不能只表现自己，要把握好音准、音调、节奏，要控制住，压住，压住……”欧阳老师手里的指挥棒在小山娃面前晃来晃去，小山娃突然尖着嗓门说：“老师，我想唱独唱，不想唱合唱！”其实小山娃适合独唱，让她混在合唱团里，淹没了她的声音个性也不妥当。而合唱偏偏强调的是共性。欧阳老师冷冷地说：“对不起，我们这里只有合唱，没有独唱。”“那我走好了！”小山娃气呼呼地走了。我们所有的同学都看呆脱了。那辰光我们学生看到老师都像老鼠看到猫，像小山娃这样胆子大的，很少看到。 　　我们合唱团每个礼拜都要排练一次，我唱的是高音。我现在都能报出好多曾经排练过的合唱歌曲，《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真是乐死人》《北京颂歌》《接过雷锋的枪》《我们走在大路上》《歌唱二郎山》《打靶归来》《我爱蓝色的海洋》…… 　　1964年的夏天，我们小学毕业了。学校里举办了一次像模像样的毕业典礼。毕业典礼上，当然有同学们的文艺表演，歌舞、朗诵、快板、相声……邪气闹猛。压台的当然是我们少儿合唱团的大合唱，唱的是“戴花要戴大红花，骑马要骑千里马，唱歌要唱跃进歌，听话要听党的话”。 　　回家的路上，碰到小山娃，我突然抓着头皮，问她：“你不是喜欢唱独唱吗？今天怎么不露一手呀？”小山娃一副哭出乌拉（伤心）的样子，声音像蚊子叫：“欧阳老师不让我唱。”我叹了口气。小山娃的眼睛里却闪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