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将主宰世界.docVIP

PAGE  PAGE 6 谁将主宰世界 　　国际联盟 　　专业知识如何全球共享 　　科学理性主义在“一战”前后得到了广泛认可。然而，一些问题已经开始浮出水面。首先，科学合作通常会受制于更重要的政治因素。法国是标准化事业的拥趸，但拿破仑试图为整个欧洲编纂法典的灰色记忆久久挥之不去，人们总会怀疑法国人的动机不纯，这些因素都足以限制法国人推动标准化事业的积极 性。 　　同样，公共卫生改革也因为政治因素的干扰难以取得长足发展，尽管投入明显在不断增加，却没能有效促成国际合作。拿破仑战争后，外来传染病侵袭欧洲，为了保护本国人民，大部分国家都封锁了隔离疫区。1851年，法国外交部召开了首届国际卫生会议，会上达成协议，希望各签约国确保制定统一的准入规制。但是，除非各签约国照章办事，否则签订这种协议的意义并不大，因为很多国际组织当时并不知道利害关系，自尝苦果已经是一个世纪之后的事了。尽管整个19世纪霍乱都在威胁着人们的生命，但各国政府却没有采取什么举措控制疫情。曾有一次霍乱爆发导致6万多人死亡。两年后，也就是1874年，法国提议成立国际流行病机构，但是，黎凡特地区和北非的强势帝国强烈反对这一提议，因此，这项提议同样以失败告终。1883年，霍乱导致10万多人丧命，死亡人数比1892年只多不少，尽管这样，各国还是没能达成共识。没完没了的会议最终促成了公共卫生国际办事处的成立，这是个既官僚又畏首畏尾的组织，在巴黎设有一个面积不大的永久秘书处，员工是来自各成员国的专家。该组织主要负责通报信息，而不是教育大众，也并未打算积极改善公共卫生状况，同时又对源于黎凡特的时疫耿耿于怀。 　　那时和现在一样，全球变暖已经成为全球共同关注的问题，但这个问题仍没能得到有效的官方回应。直到现在，历史学家也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政治观念的不同会使科学家内部产生隔阂，即使他们把自己看做国际主义者也难以免俗。 　　科学家们越来越受金钱摆布，事事听命于国家。很多科学研究的经费都非常高昂，很多专业组织都因此而受限制，能做的很少，最终成了情报采集中心。一旦国家资助科研，科学家就有了资金保障，但他们往往面临尴尬的选择：是为了国家利益束缚自己，还是忠实于各国科学家大联合这个最初的理念？科学军事化让问题变得更糟：在化学和核武器时代，各国强制保密基本科学实验，科学家们因此离所谓的国际主义越来越远。 　　意识形态之战 　　国际法究竟错在何处 　　纳粹在欧洲所占之地的统治开始脱离自己的思想指导，显得自相矛盾，同第三帝国的反殖民主义理念截然不符。对今后更为重要的是，纳粹统治还摧毁了反对者旧有的自由理论。尤其是英国和美国的时事评论员，他们对国际法的未来走势最为好奇。 　　1941年，一位因政治流亡国外的法学教授质问道：“国际法究竟错在何处？”两次大战期间发展而成的珍贵的国际主义理论屡受质疑，尤其是那些有利于规范各国关系的法律更是惨遭毒手。之所以这样，并不是因为纳粹党人的理解是正确的，而是因为纳粹手握重权。昆西?赖特（Quincy Wright）是美国杰出的国际联盟支持者，他沮丧地说道：“极权主义揭露了国际法的哲学和政治基础中的不当之处。”法律本应是毋庸置疑的公正权威的源头活水，如今却成了一纸空文。对于有些人来说，从中获得的经验教训就是要建立更为稳固的法律权威，要利用权力制定和维护本国的法律；其他人则怀疑为什么法律只存在于与其价值观相同的国家，或者说，当法律与该国的社会制度和思想意识相左时，难道法律就不成其为法律了吗？19世纪人们对公认的文明标准的信赖也因纳粹的崛起受到重创。如果文明社会不单指欧洲社会，那么会不会有世界公认的“绝对法”存在呢？正是在这样明确的意义下，这场大战才标志着“欧洲时代的结 束”。 　　然而更糟糕的是，对于那些期待国际法具有有效的超国家权力的人而言，“一战”仿佛再次肯定了主权的重要意义。在战争早期，曾流行一种“一时冲动”的看法，即将欧洲的独立主权国家视为问题所在，并希望将联邦制作为解决问题的办法。 　　但是这一想法并不持久，到了1942年年底，由于纳粹党人已经完全掌控了欧洲各个小国的主权，人们对重绘欧洲版图、创建联邦制欧洲大陆的想法已经完全失去了兴致。受迫害流亡的政治家带头组织拯救国家的独立运动，并向《大西洋宪章》中的国家自决权条款寻求帮助。在三大巨头中，斯大林是最有力的后盾。但当时并没有真正的反民族主义派别出现。 　　因此，极为讽刺的是，在战争末期，民族主义的动乱本质就已经显露无遗，民族主义分子已然下定决心铲除少数民族或是彻底将全部少数民族驱逐出境。战争的胜利方再次证明了现代世界中民族国家的中心地位，接下来就要筹备成立新的国际组织，而新组织定将比国际联盟走得更远、做得更全面。 　　来自美国的反对 　　反对国际经济新秩序 　　第三世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