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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GE  PAGE 5 财政支出责任求策 　　中国自1994年分税制以来，明确界定了中央和地方之问的财权分配关系，但是政府间支出责任的分担格局并没有同步调整。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出现了“支出责任地方化”的现象，对我国经济和财政的持续性发展产生很多不良影响。 　　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之后，财政支出责任受到一系列的影响。在前期收入高增长的情况下，实行了一些高支出的政策。但在目前收入下滑的情况下，继续执行这些政策将会遇到一定的困难。现在，我国正在实现经济转型，需要进行经济结构调整，在经济结构调整中会产生一些额外的支出和一些新的失业人员，需要增加支出来妥善的解决失业问题。 　　那么在新常态下，财政该如何更好的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在项目支出，补贴以及政府债务方面又该如何把握好财政支出有度？ 　　支出的规模和范围 　　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前副主任姚胜认为，财政是服务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其手段就是收支。目前财政上对支出的预测还是比较粗放的，或者说还不够精细。难点主要在于，第一是有些支出标准不明确，可能有一些还不尽合理同时也不太规范的地方。许多支出标准没有确定下来，有的支出标准还要进一步的科学化，即使是有些已经制定了支出标准的，也没有提交人大，或者全部向社会公开。这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不利于对支出的审查或者监督。第二是财政支出的范围没有法定，支出具有一定的随意性，需要指出的是，对没有预算不能支出的原则执行的不到位，随意扩大支出的现象也时有发生，这个从每年的审计工作报告里面看得出来，也给支出的预算管理带来了麻烦。 　　目前财政收支和GDP挂钩的重点支出项目很多，大约涉及了七大类十几个项目，有的项目是法律规定，有的项目是政策性文件。而项目重点太多就降低了它的作用性。在解决地方发展差异上，有支持西部大开发，有支持东北老工业基地，有振兴支持中部崛起，有支持民族地区、边疆地区和革命老区发展等等，重点太多，在财政支出上就面临着怎么平衡的问题。 　　姚胜说：“在预测的机制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的预算工作委员会、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海关总署以及有关的研究机构在做这项工作，但是这个工作在做的过程中，协调性不够，各有办法，各有结论，尤其是科学性、客观性不够，最后确定出来的预测数据存在着一些人为因素。因此在这个方面还需要进一步的改进和完善。要注重财政收支规模和范围问题的研究和财政收支方面的法制建设，并强调财政收支预测的研究。要树立统计局统计数据的权威性，使它成为各个部门预测收入的一个标准。” 　　提高支出绩效 　　在财政服务社会经济发展上，对现行的各项补贴政策要进行规范。有时候，拿到补贴的人似乎觉得这个钱是白来的，用起来就会产生一系列的问题。现存各种各样的补贴太多，同时这个补贴在科学安排上、运用上也会产生一些腐败，会有系列的副作用在里面。 　　因此要严格规范财政补贴，姚胜说：“第一，就是要对现行财政补贴进行清理，对补贴的项目、补贴的办法都要进行归类，而且每年都要报告。第二，对现行财政补贴的项目要进行评估，现在的补贴项目实在是太多，部门也未必能说出来，所以要对补贴进行清理，不合理的要改进，要调整。” 　　因此，要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和提高财政绩效。在财政补贴管理上要以提高绩效为目标，政府部门尤其是财政部门在这个方面还是比较积极的，关键就是要使每项财政支出能够做到可监控、可评价。否则，绩效只是说说而已。 　　要完成收入指标决策机制，就要进行充分的讨论。财政收入的统筹性需要加强，一定要减少专款专用。对过多的有专门用途的企业收入项目也要进行规范，将其大部分都纳入到一般公共预算的一个框子里面米，以利于统一安排使用。 　　事权财权匹配 　　最为受关注的是中国政府间支出责任划分的问题。这个问题主要在于责任模糊不清。大量支出责任为各级政府的共同责任，各级政府责任雷同，在结构上表现为中央政府责任“不实”，省级政府“缺位”，地方政府“超负”。许多专家总结道，中央与地方事权不清、责任不明，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政府间职责重叠交叉严重“中央出钱干地方的事”与“地方出钱干中央的事”的现象并存；二是没有区分好筹资、支用和监管责任，导致政策讨论和制度安排混乱；三是新增支出责任划分缺乏规范的协调机制，由于中央处于强势地位，一旦出现扩展或新增事权时，往往都是上级政府出政策，而下级政府只能被动接受、负责买单。 　　因此，姚胜强调，要适当调整政策的制定权，主要是给省一级适当的权限，这样有利于地方政府能够根据本地的情况筹集财政收入，把握好支出责任。加快建立事权与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建设，划分政府与市场的界限，划分中央和地方的界限。 　　有些专家强调，中国不能照搬西方的方式，而应根据中国的制度环境来推进政府间事权的划分。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