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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GE  PAGE 7 起底信息黑产 　　信息黑产严重阻碍了我国征信行业乃至整个社会信用体系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对信息隐私、资金安全和民生稳定等带来了诸多风险。 　　过去一年来，我国互联网欺诈案件大幅增多，涉案金额屡创新高。近日更有公开数据显示，仅去年下半年的互联网欺诈案件数量就相比上半年激增17%，其中互联网金融诈骗案件的增速明显高于其他领域。 　　其背后的产业和技术支撑，很大程度上来自于日渐猖獗的黑色信息产业链。由于我国以大数据技术来识别和跟踪“坏人”的机制、体制不健全，个人信息保护相关的法律、法规体系空白，滋养出一批涉嫌非法盗取、使用和贩卖居民个人信息的“害群之马”，严重阻碍了我国征信行业乃至整个社会信用体系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对信息隐私、资金安全和民生稳定等带来了诸多风险。 　　目前，我国共有约3000家从事征信业务或类征信业务的机构，主要以买卖居民个人信息尤其金融数据为主，缺乏正规征信产品设计。一部分数据公司直接从黑市购买个人数据，极端者则雇佣黑客在同业机构内部盗取数据。 　　其问题根源，是随着互联网技术高速发展，我国征信行业从以人民银行征信系统为核心的传统模式，快速转变为以互联网金融征信为生力军的全新格局，居民个人信息泄露及滥用、金融信息盗窃引发互联网欺诈风险、部委信息孤岛式割裂、信息产业链黑市牟取暴利等诸多“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正逐步集聚风险。 　　专家建议，应尽快建立健全征信行业法律体系，有针对性地提升相关部门监管手段和技术水平，实施“穿透式监管”，对持牌征信机构进一步规范和支持，建立行业和机构内部的自律机制，充分利用市场化手段，防止我国征信行业泡沫进一步发酵，全维度遏制风险，并切实保护人民群众个人隐私安全。 　　信息黑产迅猛发展 　　《财经国家周刊》记者在北京、上海、杭州等地调研后发现，我国信息产业尤其互联网征信领域，目前主要存在以下四方面问题： 　　首先，黑客、黑产、黑市盗取和买卖数据猖獗。 　　这些从事征信业务或类征信业务的机构，主??以买卖居民个人信息尤其金融数据为主，缺乏正规征信产品设计。一部分数据公司直接从黑市购买个人数据，极端者则雇佣黑客在同业机构内部盗取数据。例如，居民身份证、学历学位、联系住址、婚姻状况等基础信息在黑市上每人每条价位在1-7元不等，产业链上距离一手数据源越近，售卖价格也越低。 　　《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调研发现，少数机构每年通过数据黑产倒卖信息，资金流水达数亿元，调研中一家2015年成立的数据公司仅拥有高管团队3人和业务员2人，目前已获得境外C轮融资，估值高达30亿美元。 　　第二，居民个人信息存在泄露和滥用风险。 　　目前，由于缺乏统一数据标准，信用数据采集和使用尚无明确法律规定，信息采集可能超出限制范围。《征信业管理条例》规定“禁止征信机构采集个人的宗教信仰、基因、血型和病史等个人信息；在未明确告知不良后果并取得书面同意前，不得采集个人的收入、存款、有价证券、不动产等信息”。但互联网平台上存在大量隐私信息，且与大数据机构存在数据共享，很难避免对禁止或限制类信息的采集。另外，个人信息的商业价值不断凸显，不少机构通过网络平台从房产、金融、保险等渠道获取信息，亦有机构本身从事客户信息出售、转售的行为，未经授权的数据买卖加重了信息泄露和滥用风险。 　　第三，“劣币驱逐良币”现象严重。 　　我国各类数据和征信机构，在监管层备案的仅三类：一是政府背景下的信用信息服务机构共20多家，包括人民银行征信中心、上海资信等；二是社会征信机构约100家，包含企业征信和人民银行拟发牌照的8家个人征信机构；第三类是评级公司70多家。其中，正规持牌和拟持牌机构仅约200家，即整个行业的非持牌或非法机构占比高达90%以上。 　　从美国经验看，其征信体系也经历了野蛮生长与整合阶段：1960年代末美国征信公司曾一度多达2200家，如今已减少到约400家，其中艾可飞、益百利和全联三大巨头占据了90%的市场份额。 　　第四，缺乏全面、专业的法律体系。 　　一方面，发达国家征信法律体系通常由多部法律法规组成，例如美国就多达17部。目前，我国唯一的专业征信法规是由国务院颁发实施的《征信业管理条例》，一定程度上规范了行业发展但法律约束力低于全国人大批准通过的法律，难以全面有效地对征信机构和征信业务实施管理。 　　另一方面，我国尚未出台专门的信息保护法，但征信与互联网、金融、电子商务等日渐融合，对信息、数据的采集范围更为广泛，行业发展缺少高层次法律支撑。在信息主体权益保护方面，除《宪法》和《民法通则》提供了宽泛的基本原则外，征信机构在采集、使用、提供和披露信息时缺乏直接的法律依据，面临较大行为风险。 　　缘何有机可乘 　　《财经国家周刊》记者在调研中发现，前述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