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天津对外贸易发展及其结构的演进分析1861―1936.docVIP

PAGE  PAGE 15 近代天津对外贸易发展及其结构的演进分析1861―1936 　　摘 要：19世纪60年代，随着天津口岸开埠通商，天津开始作为近代华北腹地最大对外贸易中心，其对外贸易发展及其结构的调整对其腹地经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且两者之间逐渐形成了密切互动关系。1861-1936年间，天津进出口贸易发展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在不同历史时期，天津口岸的进出口商品结构与贸易对象和市场出现了相应调整与变化。 　　关键词：近代天津 对外贸易 商品结构 贸易对象 　　中图分类号：F7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4）10-027-04 　　早在明清时期，天津逐渐发展成为华北地区最大的商业中心和港口城市。1860年后，北方地区相继有天津、烟台、威海、青岛等沿海口岸城市开埠通商，天津凭借其独特的地理位置、便利的交通条件和广阔的腹地资源而发展成为华北乃至北方地区对外贸易中最大的口岸城市，天津逐步成为西方列强在中国掠夺原料、倾销商品、输出资本的重要基地，由此造成了天津与其华北腹地经济之间交易频率与交易量的根本性的变革。1861-1936年间，天津对外贸易不仅在华北地区始终占据着绝对优势地位，而且在全国对外贸易中居于重要地位。天津口岸贸易的发展及其结构的调整对近代华北地区工农业生产结构变动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研究近代天津口岸贸易的发展及其结构变化这一问题，不仅可以探寻天津作为口岸城市外向型经济发展的原因，而且还可以从历史视角寻求近代华北经济结构调整与演进的内在机制。 　　1861-1936年间，天津口岸贸易经历了一个初步发展到快速增长再到缓慢增长三大阶段，但天津口岸对外贸易发展总体上呈现为不断增长的态势。根据1861-1931年间天津进出口贸易值的统计资料，天津对外贸易的进口总额由1861年的4，775，306海关两增加到1931年的217，265，887海关两，增长了45.5倍，出口总值由439，593海关两增加到132，964，050海关两，增长了302.5倍，进出口总值由5，214，889海关两增加到350，229，937海关两，增长了67.2倍{1}。尽管1931年以后，由于受世界经济危机、“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在华北走私活动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天津进出口贸易出现了较明显的下降趋势，但到1937年“七?七事变”前，天津已成为华北工商业、贸易与金融的中心，并且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仅次于上海的重要口岸之一。1861-1936年间天津口岸贸易变化集中表现在进口商品结构、出口商品结构以及贸易对象等三个方面的调整上。 　　一、进口商品结构及其变化 　　在1861-1936年间天津进出口贸易的三个历史阶段，天津口岸的进出口商品结构，既有一些稳定商品种类，又在各阶段呈现出不同的特色产品。 　　1861-1894年间是天津对外贸易的兴起时期，作为毒品的鸦片与直接消费品成为这一时期天津口岸进口商品的主体，而生产资料的进口居于次要地位。首先，从消费资料进口来看，1861-1894年间鸦片的进口呈现为逐年递减的趋势，1863年鸦片的进口值占到了整个进口总值的36.4%，居于各类进口商品的首位。但自19世纪70年代开始，天津口岸的鸦片进口量就开始大幅下降，到1903年鸦片在进口货值中所占比重降到仅为0.01%的水平{2}。而以棉布、糖等为主的直接消费资料类产品的进口，一直在总进口货值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1863年生活消费资料类产品进口值占整个进口总值的比例为31.3%，而到了1883年，则这一比例一度上升到了80.7%。进入90年代，清政府为了满足新编陆军及北洋海军的装备需要，军火类产品进口量大幅上升，并一度占据进口商品货值的首位，这就直接导致生活资料进口所占比重的下降，到1903年，生活资料进口占进口总值的比重下降到39.2%。同时，以棉纱、机器、铁路材料和木材等为主的生产资料类产品的进口在进口总值所占的比重一直比较低，到1893年才达到15.6%。（李华彬，1986）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在这一时期天津及其华北腹地的近代工业发展相对迟缓的状况。 　　在1861-1894年间，天津进口贸易在产品结构不断调整的同时，进口的洋货品种类别也在逐年增多。19世纪60年代天津口岸“进口的大宗洋货有十几种，……90年代则达到40多种。”（姚洪卓，1993）。 　　1895-1911年间，由于外国资本借助不平等条约赋予的特权，进一步扩大其在华北的势力范围，从而带动了天津口岸进口贸易较快的发展。这一时期，天津口岸的进口商品结构基本保持稳定，进口的大宗货物品种增加到50多种，但进口商品结构仍以消费资料为主。其中，最主要的进口货物是棉织品，其次为毛织品、五金及日用商品等。除上述商品外，还有糖、药材、香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