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蒂格利茨2011年5月的文章，针对收入差距的思考.docVIP

1%的人所有、1%的人治理、1%的人享用 斯蒂格利茨 【诺贝尔经济奖获得者、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斯蒂格利茨于2011年5月在美国著名杂志《VANITY FAIR》发表了一篇名为《1%的人所有、1%的人治理、1%的人享用》的文章，他描述的是美国现状，潜台词是美国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对比一下这篇文章，你就会知道中国的现象更严重，他的很多依据完全适用于中国，所以俺就把标题改成了《斯蒂格利茨：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多少有些挂羊头卖狗肉的味道， 见谅。在这篇文章中，斯蒂格里茨强调了几个观点：一是在收入差距持续拉大的情形下，继续强调蛋糕做大而不是切蛋糕是非常危险的；二、先富带动后富的观点纯属扯淡，等等。】 对已经发生的事视而不见，那是没有用的。现在，身居美国财富金字塔顶端的1%人口每年收入占全国总收入将近四分之一。若以所拥有的财富而论，这1%人口所控制比例达40%。【根据世界银行，中国1%的人口控制的财富比例为41.4%，笔者注】而在25年前，这两个数字分别为12%和33%。对此有人表示，是独创性和干劲给这些人带来了财富，并主张说二十多年来所有人的生活都已水涨船高。这种观点是具有误导性的。过去10年来，上层1%人群的收入激增18%，中产阶层的收入却在下降。而对于只有高中文化程度的人来说，收入的下降尤其明显——光是在过去25年里，就下降了12%。最近几十年来所有的经济增长，还有其他好处，都流向了金字塔顶端的人群。在收入平等方面，美国落后于小布什曾经嘲笑过的“老旧”、“僵化”的欧洲国家，这方面可与美国比肩的是存在寡头政治的俄罗斯，还有伊朗。拉丁美洲许多过去以收入不平等著称的国家——如巴西——最近几年都急速发展，成功地改善了穷人的困境，缩小了收入差距，而美国却让不平等状况加剧。 很久以前，经济学家就试图证明巨大的收入不平等是正当的。19世纪中期，美国深为这种情况困扰时(虽然与现在相比，那时的差距只是小菜一碟)，他们就提出了“边际生产力理论”，将高收入者与更高的生产力、对社会有更大贡献联系在一起。富人一直深爱这种理论。然而，没有多少证据表明这种理论站得住脚。过去???年来，造成经济危机的那些公司高管对社会及自己公司的贡献主要是负面的，然而他们至今仍领取着大笔“绩效奖金”。有时连他们所属的公司也觉得“绩效奖金”之名令人尴尬，改称“留才红利”，虽然它们唯一留住的是这些人糟糕的业绩。与这些把全球经济拖到毁灭边缘的人相比，那些给社会真正做出贡献的人——包括遗传研究先锋和信息时代领航者——所获取的报酬简直是微不足道。 对于这种状况，一些人耸耸肩，一笑了之。这个人赚了，那个人亏了，那又怎么样呢？他们说，现在重要的不是如何分配蛋糕，而是蛋糕的尺寸有多大。这种观点从根本上就是错误的。一个大部分市民年复一年境况越来越糟糕的经济体——亦即美国这样的经济体——长期来说也不可能表现得很好。理由如下： 首先，日益扩大的收入不平等其实是另外一件事的外部表现，那就是机遇的减少。无论何时，只要机遇的平等在减少，这就意味着我们未能以最有效方式使用最有价值的资产——人；其次，很多导致收入不平等的不当做法——比如鼓励垄断、偏向特殊利益集体的税收政策——都会降低经济效益。而新的不平等还导致新的错误，使经济效益进一步降低。仅举一例：许多才华横溢的年轻人受丰厚收入吸引进入金融行业，而不是进入更符合他们兴趣、更有利于发挥他们的才华、更能塑造健康经济的领域工作；第三点，可能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现代经济要求“集体行动”——它需要ZF投资于基础设施、教育和技术。ZF资助的研究引领了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促进了公共健康等领域的飞速发展，美国和世界各国都从中受益匪浅。但长期以来，美国便饱受基础设施、基础研究、各级教育投资不足之苦(看看我们的高速公路、桥梁、铁路和机场吧)，接下来这些领域的预算还要被大幅削减。 这些现象的发生丝毫不足为奇——当一个社会的财富分配极为不平衡时，这一切就会自然而然地出现。一个社会在财富分配方面差距越大，用于公共需要的财富数量就会越少。富人无须依靠ZF建的公园，ZF办的教育、医疗和个人安保机构，他们可以用钱买到这一切。在此过程中，他们离普通人越来越远，对于普通人曾有的同情也随之淡化。他们也不喜欢大ZF——因为大ZF可以利用自己的力量来调整这种不平衡，拿走他们部分财富，以投资于公共需求。他们可能会对美国现有ZF颇有怨言，但事实上他们还是挺喜欢它的：囿于条条框框无法实现再分配，各部门意见分歧，除了减税，什么事也做不成。 经济学家不知如何充分解释美国出现的收入日益不平等现象。普通的供需原理肯定在其中扮演了一定角色：可以节省劳力的技术令很多蓝领、中产劳动者失去工作机会，全球化浪潮则创造了一个世界性的劳动力市场，迫使昂贵的美国非熟练工与廉价的海外非熟练工竞争。社会变化也起到一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