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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性的二重性中保持必要的张力建设现代学校制度 2．人际关系信任危机造成人性“善”被压抑 现代社会存在严重的人际关系信任危机，如环卫工人捡到钱包不敢归还，遇到老人跌倒不敢帮扶等等。最典型的莫过于2011年10月13日在广东佛山发生的事情：两车先后辗过一个2岁4个月的女孩，肇事司机逃逸而去，18个路人集体冷漠而去；直至一个纯朴善良的以拾荒帮补家用的农村妇女陈贤妹经过，才轻轻抱起小女孩并找到她的家人。全城热议之际，竟也有人怀疑陈贤妹“动机不纯”“想出名” 周松,林园,钟传芳等，难道做好人就这么难？羊城晚报，2011-10-18（A4）. 。拿什么拯救这堕落的人性？把人往“坏”处猜，常常“恶”解人意，难道真要把人性中剩余的“善”全部压榨掉？茅于轼说：“最糟糕的情况是别人明明做了一件真正的好事，可是对他的动机妄加猜测，怀疑他是为了沽名钓誉才做好事，最后否认做好事的德行。这是一种毒化社会道德风气的恶劣行径，当这种猜忌心理弥漫时，社会将处于道德的危机之中。”茅于轼.中国人的道德前景[M].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03..110 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人性有“质”和“量”之分，“人性的质是守恒的，遵循恒有恒无定律。……人性的量，在一定限度内，是不守恒的的。任何人，不论他生而固有的某种人性是多么贫乏，在一定限度内，他都可以通过后天的习得而使之极为丰富；不论他生而固有的某种人性是多么丰富，在一定限度内，他都可以通过后天习得而使之极为贫乏。”如 “一个生性热心助人为乐的人，对于他人给予的快乐和利益反应天生强烈，因而他对他人的爱极为厚重。但是，如果他后天不幸被一些冷酷的歹人所包围，这些歹人不断给他痛苦和损害，那么，他原本丰富的爱人之心，便可能逐渐贫乏起来，甚至可能成为一个爱人之心极其贫乏的人。”王海明.人性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12-13. 当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发生信任危机，美好的事物与行动常被他人当作“恶”来揣度时，谁还愿、还敢来奉献“善”？人性焉能不“堕落”？美好的事物得不到美好的回报，也是一种不公平。这似乎与现代学校制度建设无关但又确实是现代学校制度建设的一个宏大背景。 人性是高度复杂的。从对人性的理论假设与解释看，人性以两面性或二重性的方式对立统一地存在着，如性善与性恶、理性与非理性、利他与利己、现实性与超越性、人的确定性与“非特定化”、先天与后天、应然与实然、形上与形下等等。从现实的行为表现看，人性也表现出二重的“复杂性”。如人人咒骂腐败，可是等到自己有机会时也会腐败；如“是人人都在诅咒不公平吗”？非也！往往是利亏者在诅咒不公平，既得利益者往往会想方设法维持这种不公平；如“防人之心不可无，害人之心不可有”之类的“相信自己，怀疑别人”等等。制度设计都是以某种人性假设为前提的，往往有“单向度”之嫌疑，因此要在人性的二重性中保持必要的张力，建设现代学校制度。下面以人性二重性的两个基本维度性善与性恶来作分析。 邓小平在《关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著名讲话中认为制度好坏导致不同结果,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人性的善恶假设是制度设计的前提，基于人性恶的考虑，往往提出分权制衡的制度；基于人性善的考虑，则往往主张人治。从柏拉图的理想政治“哲学王的国家”,到孔子的“圣王”政治,都同出一辙,骨子里透出的还是对人性的自信。主张民主法治的西方思想家们,调和吸收了性善论性恶论的观点,对人性达到了比较全面的认识。他们既承认人性中有自私腐化的潜能,需要权力制约与民主监督;又没有流于性恶论,对于人性的善良正直仍保持着相当的信任,从而为民主法治的实现提供了可能。 人对自身利益的追求是正当的，人为了追求幸福而获取财富在法律上和道德上应该被认定为正义,只有以邻为壑、损人利己的行为才会被认为是恶的行为。所以制度应该激励人对自身基本利益的追求,同时也应该抑制人对自身利益的过度追求。“利己在现实社会中更多地是导致恶还是善，这在根本上取决于社会的制度和人与人之间的规则。好的制度和规则能够最大限度地抵制利己恶的一面和彰显利己善的一面，进而规范利己的手段，使个人和社会都充满活力，而坏的制度和规则则恰恰相反。” 扈中平.德育应如何看待“利己”[J].学术研究，2005（6）：117-120. 管理就是要建立信任关系，以减少管理成本和引导和谐关系与良好社会风气的形成。建立现代学校制度，也涉及各种利益主体之间的相互信任问题。制度建设中持基本的信任关系是必要的，否则会打击人的积极性，降低工作效能。对人是否信任其实也涉及人性观与世界观问题。坚持人性是善的，会更加容易看到人的长处；反之，则容易怀疑与防范他人，增加管理和生活成本，影响生活质量。规章制度是针对人性中的“恶”展开的，但规章制度的订立确实要避免“冤枉一大片”，避免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