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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戏曲文化（三） 1.京剧之追根溯源 京剧它又称“京戏”、“平剧”因为这个平剧，是不带言字旁的那个平。北京在1928年到1949年之间，曾经被更名为北平。甚至有的称其为“国剧”。它融歌、舞、诗、乐等艺术形式于一体。而且场面宏大、扮相考究、声韵正雅、格调雍容、姿态优美、品位高洁、服饰华丽、大气磅礴，全面展现出中国传统戏曲，抒情、写意、象征、诗化的艺术表现力。与中医中药和国画，并称为中国三大国粹。 京剧这个名词，最早见于清朝光绪二年。也就是公元1876年，《申报》，上海当时办的一个很古老的一个报纸。京剧前身为徽剧，至今已有200余年的历史。清朝初年，京师梨园最盛行的是昆腔，还有京腔，它源自“弋阳腔”，也称“高腔”，传至京师以后被称作“京腔”。到了乾隆时期，这一局面开始改变了。据这个清朝赵翼他叫《簾曝杂记》这本书里边记载，乾隆十六年，也就是1751年，皇太后六旬“万寿”的时候，当时因为皇帝生日叫万寿，皇太后六旬，就是六十岁她过生日。“南腔北调，侲童妙伎，歌扇舞衫，后部未歇，前部已迎。”所谓的“南腔北调”，就指的是各种外来地方剧种。因剧种繁多，为正名起见，朝野把以昆曲为代表的归为雅部，以京腔（高腔）为代表的归为花部。雅部之名带有高雅、正统之意。而花部之名，则暗寓低俗杂乱之贬。所以，当时昆曲的地位，是高于花部的。花部的这些声腔又被称作“乱弹”。 但是为了各自的生存和发展，昆剧和花部的“梆子腔”“皮黄腔”、“弦索腔”、“弋阳腔”等等各个声腔剧种之间较量不断。乾隆初年，昆曲“曲高和寡”，京师观众多有喜好京腔者。城中的“六大名班，九门轮转，称极盛”，当时的北京，因为内城一共有九个城门，号称叫九门，也就是当时这六大名班，就在北京城里唱戏，好多人，已经开始“厌听吴曲”。以至出现了“闻昆曲”，便“哄然散去”的状况。但朝廷还是很维护昆曲的正统地位。以行政干预的手段来扶植昆曲，禁毁花部诸声腔。花部声腔处境艰难。 乾隆四十四年，也就是公元1780年的时候，秦腔演员魏长生由四川进京。“大开蜀伶之风，歌楼一盛”， 朝廷却强行禁演秦腔，勒令秦腔艺人改学昆腔，否则就“递解回籍”。魏长生等秦腔艺人，只得离京南下，在苏州、扬州继续演出。到了乾隆五十五年，也就是1790年，乾隆皇帝，号称是八旬“万寿”，他八十岁了。所以，著名（的）这些艺人，都纷纷地来北京来唱戏、祝寿。当时著名艺人叫高朗亭。他率领着原本活跃于南方的三庆徽班进京演出。受到当时乾隆皇帝的称赞。后来，又有四喜、春台，和春等戏班也陆续进京。不久便出现了上述这四大徽班，誉满京城的这种盛况。再次形成了与雅部，也就是昆曲争雄的局面。到了嘉庆三年，也就是1798年的时候，朝廷下令“除昆、弋两腔仍照（旧）准其演唱，其余乱弹、梆子、弦索、秦腔等戏，概不准再行唱演”，并传谕京城各地官员“一体严行查禁”。然而这个时候的徽班与京腔、秦腔，已经在京城打下了坚固的基础。所以，再想像过去似的把它赶出京城，已经不太容易了。而且它们与昆曲进行了整合，取长补短，汲取营养，一个新的剧种已经初露端倪了。 2.京剧之徽汉合流 徽剧并非专唱 “二黄调”，即所谓的徽调，而是由徽商出资形成的戏班。他们有广纳其他戏剧的机制。继乾隆时三庆班落脚京师以后，各大戏班纷至沓来。其中尤其以四大徽班：三庆班、四喜班、和春班、春台班，声名（名声）最盛。所以，有“四大徽班”之称。“四大徽班”，除了演唱徽调之外，还兼用“昆腔”、 “吹腔”、“四平调”、“梆子腔”可谓是“诸腔同台，兼收并蓄”。在表演艺术上广征博采，吸取各家剧种之长，融于徽剧之中。兼之演出阵容齐整，上演的剧目丰富，所以，很受京城观众的欢迎。 自魏长生被迫离京，秦腔不振，留京的秦腔艺人，为了谋生计，也纷纷搭入徽班，形成了徽、秦两腔融合的这种局面，在徽、秦合流过程中，徽班广泛吸纳秦腔的演唱、表演之精华并进行剧本移植，为徽剧艺术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而徽剧与汉剧的融汇，又为京剧的进一步形成，注入了新的血液。 汉剧流行于湖北一带，其声腔中的“二簧”、“西皮”与徽戏有着密切的血缘关系。汉剧，它流行于湖北一带，就是现在的汉口、汉阳。其声腔中的“二簧”、“西皮”与徽戏有着密切的血缘关系。因为实际上，过去的中国地方戏，都是一个戏种，它们有着共同的戏剧渊源。在进京之前，徽、汉二剧，已经有了广泛的艺术交融。乾隆末年，汉剧名家米应先进京献艺；道光年间，汉剧老生李六、王洪贵、余三胜，小生龙德云等先后入京，分别搭入了徽班演唱。米应先，他以唱关羽戏著称。三庆班班主叫程长庚。他的红净戏都由米应先所授。红净，就是红底色的花脸。《醉写吓蛮书》《扫雪》这些戏是李六所擅长的。王洪贵则以《让成都》，《击鼓骂曹》而饮誉。小生龙德云善演《辕门射戟》、《黄鹤楼》等等。余三胜声腔醇厚，唱腔优美，文武兼备，《碰碑》等老生剧目是他的擅长。至道光二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