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说新语》“德行”门分析.docVIP

《世说新语》“德行”门分析 魏晋是我国小说的萌芽和成长期，《世说新语》是这一时期佚人小说的集大成之作，该书由刘宋临川王刘义庆及其门客集体编撰而成，内容辑录由汉末至两晋时期的上层名士的高谈异行，反映了汉晋时期的人的生活面貌。全书分德行、言语、政事、文学等36门，以多个不同视角，生动而有趣的透视出士人的精神面貌，世事的推迁变化，人物的交游鉴赏，为我们展示了一幅中国历史上思想大变革，社会大动荡的特殊时代的人物和历史的千姿百态的画卷。下面分析该书首门“德行”门篇如下。 释“德行”为何为首门 汉代自“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儒家思想逐渐成为中国统治阶级的御用思想，期流靡所及，易风化俗，中国的社会亦渐成为儒家的社会。孔子提倡仁、礼。所谓“仁者，爱人也，亲亲为大”，而礼则是达到仁的工具和手段。儒家重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的尊卑长幼的等级秩序，倡导合乎礼仪规范的伦理型社会。延至魏晋，重视个人品德修养仍是流行的社会风尚，《世说新语》作为一部记录士人的言谈轶事的小说，自然会反映这一社会的个人评价观念。 汉代征人选官用察举征辟之法，根据其人的学识品行和在乡里的影响来甄别人物才性，选材任贤，提拔道德方正行为高洁之人委以官职。所以当时的名士和一般老百姓皆大多重视自己的言语、行为的社会效果，以求获得好的社会声誉，作为自己进身入仕之阶。从上面两个因素里可以看出，作为一部文学名著，《世说新语》特选德行为首门，正反映了当时的时代需求和政治需求。 自然和名教 自然和名教是魏晋玄学的中心问题。自然者，既为大自然，也为人之自然之本性。名教者，以名分为教，即以官长君臣之义为教，核心是“三纲五常”。汤用彤先生根据魏晋名士对上述问题的不用回答，将他们分为“温和派”和“激烈派”。 “温和派”并不特别看重名教，但也不主张废除名教，如何晏、王弼等；“激烈派”则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认为名教是虚伪的政治工具，是扼杀人性的毒药。在德行门中，后者的代表人物阮籍“每与之言，言皆玄远，未尝臧否人物”玄远者，不著色相意在言外，要求听着得意而忘言；又如嵇康，“二十年未尝见其喜愠之色。”阮稽二人都是虽受政治高压，却不违背自己真性情的典型例子。人生而禀好、恶、喜、怒、哀、乐之情，喜则笑，哀则泣，魏晋时代受礼教的约束，士人的常情的宣泄方式也不同，如德行17，载竹林七贤之一的王戎，“不拘礼制”遭大丧，“虽不备礼，而哀毁骨立”；而和峤“虽备礼而神气不损，”从对比中看出，王戎知礼更不违情，一任本真性情之流露奔放，是纯真；和峤虽哀但却备礼，却有矫情之嫌。又如23，写王平子，胡母彦国“皆以任放为达，或有裸体者，”这是藐视礼法，追求至情的极端表达。拿今天的眼光来看，这类张扬个性突出自我的行为虽极端，但也是符合今天个性化的时代要求的吧。 三．魏晋人的价值观 1.道德观 《论语﹒学而》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朱熹注曰：善事父母为孝，善事兄长为弟。儒家倡孝，希望建立人与人的和谐关系，有利于人伦教化和实际统治。魏晋易代之际，出于统治的需要，司马集团更提出以孝治天下的治国理念，这样受文化和政治上的熏陶与压迫，当时士人很注重孝礼，如晋书《何曾传》载何曾“性至孝，闺门整肃，自少及长，无声乐癖性之好。年老之后，与妻相见，皆正衣冠，相待如宾，己南向，妻北向，再拜上洒，酬酢既毕便出。”德行门中也有不少记叙时人行孝的故事，孝的行为的具体表现形态各不相同，如和峤的生孝，王戎的死孝，陈遗的纯孝等等，这种种描绘，反映了当时人们孝的观念的深入人心。提倡孝行，一方面有利于净化社会风气，使家庭和睦，但从消极的影响看，孝的过激表现或许未尝不是对人谋取声望、攫取私利的一种手段，就拿当权的司马氏集团来说，极力倡孝，而自己却演出了“八王之乱”这样骨肉相残的悲剧，这又怎会是“孝”呢？ 2、品鉴人物 魏晋时选官用察举法，故时人多喜欢品评人物流为世风，论才性，研根本，故名家之书多矣。如刘勋的《人物志》，仲长统的《乐志论》，徐干的《中论》。德行门中写周乘评价黄宪“如颜子复生”并自谦“鄙吝之心已复生亦”，体现出黄宪安贫乐道的君子贤能和周乘严格自律的道德追求。 《世说新语》中的品鉴人物之言，多是意在言外之语，寄意玄远遥深，给人以简、清、幽的审美心理感受。如3中，郭泰评黄宪“汪汪如万顷之波，澄之不清，扰之不浊，其器深广，难测量也。”在这句话中，郭泰以比喻的手法，赞美黄宪胸怀的宽广，性情的沉稳。品议人物是魏晋特殊的文化现象，品议语言更是文学语言之奇葩。 3、义、利关系 汉晋时代，人们很重视“义”这一个性品格，如著名的“桃园三结义”，虽无史实，却也反映了当时“义”的观念的盛行。怎样处理义、利关系，也是衡量一个人品格高低，识度大小的重要尺度。儒家教导人们，要弃不义之利如敝履，如孔子曰：“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孟子也反对见利忘义的卑鄙行为。同样在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