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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媒三十年》 ——读书笔记 传媒三十年。 在从1978年到2008年这风起云涌风云激荡的三十年中，中国媒体一步步走向一个全新变革的传媒时代。在这三十年中变化的不仅仅是经济，随之进步的还有文化。传媒行业的繁荣就是社会文化进步的一个切实的小小缩影。《传媒三十年》一书，透过对每一年传媒发展史上重要事件的系统剖析，寻出一条传媒业的发展轨迹，一真材实料重现这对中国传媒业影响甚远、甚至改变中国媒体发展格局的波澜壮阔的三十年。 1978年：时间开始了。 年末，《人民日报》等八家媒体联合给财政部打了一份报告。报告要求新闻单位试行“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的经营方针，希望通过适度的自主经营获得一些经济收入，来弥补政府财政补贴之不足。 “企业化”、“经营”、“经济收入”等相当“资化”的词语在报告中频繁的出现。就是这些“资化”的企业管理方式以及“事业单位”的本质奠定了此后三十年间的运营轨迹。 虽然此时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刚落幕，大会上国家领导人改革的呼声颇为高涨，但会后的具体措施如何，形势并不明朗，这让财政部还是有点犹豫，再三斟酌，还是特批了这份“大逆不道”的报告，理由是，媒介作为舆论的先导，应该挺立在改革的潮头，率先进行市场化改革。其实更直接的原因是，虽然此时全国仅有186家报纸，但财政部捉襟见肘的财政收入，仍然难以养活报业的一张张嘴。这种适度放松，实属“万般无奈”。 1978年对中国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一个转折点。在彻底粉碎“四人帮”同时文革历时十年终得结束后，党中央却还未从左倾错误的迷雾之中彻底走出来，这极大阻碍了中国社会经济文化政治外交一系列的发展。直到全国十一届三中全会年底在京召开，这是中国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会议，它从根本上冲破了长期“左”倾错误的严重束缚，端正了党的指导思想，重新确立了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同时它还确立了中国今后的发展目标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以及确立了改革开放的指导方针，它在拨乱反正，提出改革任务，推动农村改革方面起了伟大的历史作用。1978年中央党校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起全国范围内的大讨论，形成一场空前的思想解放运动。自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 国进入实事求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的发展道路时期。社会主义大发展大繁荣的前提是经济必须跟的上社会前进的步伐。由于国家经济低迷，而传媒业又要以势不可挡之势迅速发展，财政部根本无法预支媒体作为国家文化的中心所需求的财政支出，于是，迫不得已同意传媒业率先开始进行市场化改革。但好景不长，中国传媒业的企业化经营，本想通过适度宽松的自主经营获得一些经济收入，但“事业单位”的本质和“企业化”经营模式两相对立，使得传媒经济在随后三十年间于夹缝中艰难前行。 1983年：奠基之年。 1983年，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进一步开展，外交事业也得到了长足发展。我国与世界各国建立了广泛的关系。为了满足中国对外宣传的需要，1982年年初，中央对外宣传领导小组就开始着手起草《关于设立新闻发言人制度的请示》。到1983年，外交部决定正式建立外交部新闻发布制度。 这年2月，中宣部、中央对外宣传小组联合下发《关于实施设立新闻发言人制度和加强对外国记者工作的意见》，要求外交部和对外交往较多的国务院各部门建立制度，定期或不定期的发布新闻。一个月后，新任外交部新闻司司长齐怀远，被正式任命为第一任外交部新闻发言人。3月1日，中国外交部举行的首次例行记者会召开。齐怀远以外交部发言人名义主持记者会并向中外记者宣布，中国外交部从即日起建立发言人制度。 西方早在19世纪30年代就已经出现新闻发言人制度。而我国为适应改革开放的需要建立起新闻发言人制度的确是及其有力的举措。在这近三十年的不断完善和充实下，我国的新闻发言人制度已经成为政府管理和服务的必要和有效方式，在政府与公众沟通中体现了它的实际价值和作用。建立和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是维护公众知情权，引导社会舆论，推进政府咨询公开、透明的一项重要措施。实际上，政府建立新闻发言人这一制度主要是为了保障公众知情权。公众知情权是现代民主政治的根本要求。在80年代，我国的民主政治尚不完善，而这一制度的建立无疑推进了现代政治的民主化，按照新闻规律办事，推进政府咨询公开、透明。 在信息技术和大众传媒飞速发展的今天，作为传媒手段，对社会对公众有很强的舆论导向作用并能够为公众提供信息，听取人民的利益与呼声，有利于协调政府与社会沟通之间的矛盾。新闻发言人可以协调政府机构想要在相对保密的环境下工作的要求和新闻记者及公众要求充分披露政府信息之间的冲突。从西方国家的实践来看，新闻发言人制度提供有限的信息源，作为一种润滑剂，协调政府、媒体和公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