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从贵州培训窝案看农民工就业培训模式的论文.docVIP

　　浅谈从贵州培训窝案看农民工就业培训模式的论文 论文关键词:培训窝案农民工就业培训模式 论文摘要:虽然政府加大了农民工培训力度,但是效果并不理想,贵州培训窝案暴露出不少问题,本文以此为例,引出对当前培训模式——传统模式、培训券模式中所存在问题的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笔者所设计的农民工培训多元治理模式,希望能克服当前培训模式的弊端,让农民工获得市场需要的的技能,最终实现就业。 　　2006年起,贵州省劳保部门便开展了农民工就业培训工作。至2007年底,全省共拨付培训资金3.75亿元,相当于这两年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就业资金的33%。[1]可见政府是高度重视农民工就业培训的。 　　然而,贵州省检察院在全省社保系统查处了系列培训贪污窝案,共立案查处案件150余件、涉案170余人,涉案人员中既有基层办事员,也有像省劳障厅原副厅长杨锦福这样的高官,真是让人触目惊心。 　　一、贵州培训窝案问题解析 　　贵州之所以发生如此“大规模”的培训窝案,其问题主要出在政府、培训机构方面。 　　(一)政府方面存在的问题 　　首先,未正确树立实施农民工培训项目的根本目标。其次,未做好实施农民工培训项目的相关准备工作。最后,未协调好搞农民工培训的各部门间关系,劳保部门及少数官员权力过分集中。. 　　(二)培训机构方面的问题 　　培训机构自身资质普遍较低,自律性不足。培训机构提供的“产品”质量较差,且较多采用“非常规渠道”进行竞争,因而可供农民工选择的范围较窄。当然农民工自身也存在一些问题,如参加培训的态度不端正。 　　二、当前培训模式分析 　　(一)传统培训模式 　　总的来说,贵州出现培训窝案是由于:一者,政府设计的培训制度不合理;二者,贵州省各级地方政府所采用的传统模式存在固有的缺陷。 　　传统模式中由政府直接补贴培训机构,然后培训机构再组织农民工进行培训的培训模式(即“政府——培训机构——农民工”模式)中,政府、农民工是委托者,培训机构是代理者,由于委托者与代理者之间信息不对称,极易出现“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情况,因此委托者对于代理者进行监督难度较大,培训难免会走样。培训效果可想而知,即便培训效果比较好,农民工熟练掌握了培训技能,其中也不可避免的存在一个问题——针对性较差,即解决农民的就业问题,然而,政府开展就业培训的目的是通过培训让农民工掌握一些技能进而实现就业。 　　(二)培训券模式 　　随着传统模式暴露出针对性、实用性和有效性不足等问题,浙江在借鉴美国教育券的基础上,于2003年首先实施了培训券制度,开始运用培训券开展农民工就业培训,以期克服传统模式所暴露出的问题。2008年金融危机席卷全球之后,大量农民工返乡,于是各地纷纷借助培训券这个工具培训返乡农民工,便逐渐形成了培训券模式。 　　其运行方式为:第一步,政府根据本辖区的情况,选定符合标准的培训机构,向社会公布;然后确定培训对象及其数量,制作一定面额的培训券。第二步,政府向培训对象发培训券,需要者凭相关证件到政府部门领取培训券。第三步,持券人选择培训机构和培训专业。第四步,培训机构展开培训,培训结束后收取培训券。第五步,培训机构到政府部门兑付培训资金。 　　培训券模式较传统模式有其优势:农民工有更多选择权,可在一定区域内自由选择培训机构和专业,此时培训机构之间竞争更激烈,它们为获得农民工的培训券,不得不降低价格并提高培训质量以吸引农民工,此时政府可实现“低成本高质量”绩效。但是,从各地实行情况看,它也存在局限:由于各地的培训券制度几乎都局限于县、市区域内,很多地方难免会出现“供给方缺陷”[2](即现成的竞争市场不一定存在和卖方的竞争水平比较低)的情况与培训针对性、实用性仍显不足的问题。 　　(三)农民工培训多元治理模式 　　笔者通过分析当前我国两种主要的农民工培训模式,设计了一种全新的培训模式,希望能扬长避短,有效克服农民工培训中存在的一些主要难题,提高培训质量,解决农民工就业问题。笔者认为,这种模式适合当前多种就业群体,诸如大学毕业生和下岗工人等,只是针对不同的群体具体操作细节得进行相应调整。 　　运行方式是:首先政府根据辖区情况,确定培训券发放对象、标准和培训券面额,制定相关保障制度。符合条件的农民工领取培训券,此时其培训券有两种去向:其一,选择培训机构和专业参加培训,培训结束后交付培训券,培训机构向政府兑付资金;其二,持培训券去用工单位(主要为中小企业)求职,如果用工单位录用后则收下培训券;此时用工单位也有两种选择,一是,向自己认可的培训机构下订单,让培训机构培训刚招录的农民工,在培训结束之后,经过相关各方对培训效果进行评分之后,把培训券交给培训机构;二是,有条件的用工单位自己组织培训,然后到政府兑付资金。 　　需要指出的是:(1)培训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