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野草》研究中两种倾向的辨析的论文.docVIP

　　关于《野草》研究中两种倾向的辨析的论文 论文关键词:鲁迅《野草》社会性现实性 　　论文摘要:从近年来《野草》研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出发,采用理论与实证相结合的方法,指出《野草》研究中比较重要的问题是私人化和玄学化两种倾向,这两种倾向都不利于《野草》研究的健康发展。结论是鲁迅《野草》固然有个人体验在内,但却并不是完全私人化的,在主要倾向上,还是指向了社会,有很强的社会性;固然有具有哲学意味的深度思考,但却并非纯粹玄学化的冥思,而是主要指向了现实,有很强的现实性。 　　《野草》研究是近年来鲁迅研究的活跃领域,许多方面都取得了很好的成就。但也出现了一些在我看来可能需要稍加注意的倾向,其中有以下两个问题比较重要:第一,近年来在《野草》研究中出现了一种较为明显的私人化倾向,所谓私人化倾向,是指在研究中把《野草》的创作仅仅看作是鲁迅个人???活经历的某一个方面的甚至某一件事件的完全实录或者完全对应隐喻,而忽视甚至无视《野草》所包含的广阔的社会生活内容,这就不能不大幅度限制我们对《野草》的内容丰富性的理解。更加严重的是,如果我们在对某件事情的真相本身就不很清楚或者一知半解的情况下,还仍然固执地寻求《野草》文本与鲁迅某个具体生平事件的绝对对应关系,就更会导致对《野草》的内容的曲解。第二,玄学化倾向,所谓玄学化倾向,是指一些研究者过度强调《野草》的抽象哲学思维倾向,而或多或少地忽视或淡化《野草》的现实性。这两种倾向都分明会影响《野草》研究的健康发展。不过应该指出,这两种倾向都是由于对新时期以来《野草》研究中的两个方向上的重要成就的片面的,过度强调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非常典型的由于对某一方面的过度强调而导致的片面性,这是需要加以说明的。. 　　一 　　新时期以来《野草》研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成就是对鲁迅创作《野草》时的个人人生和社会体验的重视,研究者一般都能注意到鲁迅的个体化的人生和社会体验,并在此基础上挖掘了《野草》所可能包含的多方面、多层次的丰富内容。但是强调鲁迅的个体化人生和社会体验并非是可以忽视甚至无视《野草》的社会内容,而是两者几乎是在差不多同样的深度和力度上都被强调,许多老一代研究者如孙玉石、吴小美等,在这方面都是做得十分出色的。最近有研究者指出,鲁迅在他的个体化人生和社会体验所领悟到的个人痛苦和困境,与近代以来整个中国社会所遭遇的痛苦和困境具有同构性,“在鲁迅的个人遭遇中寓言式地隐含着中国民族的近代遭遇,与中国近代以来的核心问题深刻相连。”这是很好的见解,可能为更好地处理两者之间的关系提供帮助。正是这种同构性,使鲁迅的个人体验在具有很强的个体独立性的同时,也具有十分丰厚的社会内容。但是也有少数研究者在这个问题上走偏,他们似乎更倾向于把鲁迅的个体化的人生和社会体验等同于鲁迅的个人生活经历甚至是某一方面或者某一事件的经历,把《野草》文本仅仅看作是这些经历或事件的完全实录或者完全对应隐喻。比如,有人认为《野草》是鲁迅写他和朱安的婚姻关系的。《复仇》第一篇中,鲁迅写一对青年男女,赤身对立在旷野中,各自手执利刃,可能互相拥抱,也可能互相杀戮。这被认为是写鲁迅本人与朱安的关系的,《过客》中的过客说他要是得了谁的布施,就要像兀鹰看见死尸一样,在四近徘徊,祝愿她的灭亡,竟然也被认为是鲁迅祝愿朱安的死亡。也有人说《野草》是写鲁迅和周作人的关系的,鲁迅研究中一直有一个看法是鲁迅的创作中表现了某种负罪感,这本是一个可以深入研究的有价值的问题。但在有的研究者那里,这个有价值的问题却被庸俗化了,他们更多的时候是简单地武断地认为,鲁迅的负罪感就是对朱安或者周作人的负罪感,《野草》的很多篇目就是鲁迅写他对朱安或者周作人的负罪感的。而对这些作品中所可能包含的社会的、文化的乃至哲学的丰厚内容完全缺乏兴趣。这至少是不负责任的。陈安湖先生对这类倾向的研究有较为严厉的批评。他说在这些研究者眼里,“《野草》中那些揭露社会病端,抨击黑暗势力的战斗内容,只是一个幌子(他们认为作者在玩弄‘障眼法’),骨子里表现的其实是作者因种种关系难以直说的个人隐私。只有拨开那些‘障眼’的烟雾,深入挖出个人的隐私,才算抓住作品的灵魂。所以不管作者用的什么材料,写的什么事件,他们都设法从中找出疑点(他们谓之‘谜’),然后曲曲折折地加以‘破解’,一律往作者隐私方面扯,不是家庭变故,就是恋爱纠葛。陈先生认为,类似这样的研究,事实上全是无中生有,凭空炒作”。可能稍显严厉一些,但他指出的问题却确实是存在的。 　　二 　　近年来《野草》中所表现出来的另一个问题是玄学化倾向的问题。新时期以来《野草》研究的一个重要成果是对这部散文诗集的哲学品格的高度重视和强调,许多研究者都在研究《野草》的哲学品格的方向上做出了贡献,其中钱理群、汪晖、王乾坤等人的研究都值得重视。鲁迅是中国现代最具有思想家和哲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