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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茅盾的异性立场的论文 　 摘 要：五四时期延续了萌芽于晚清的妇女解放思潮，知识分子对妇女问题进行了全面深刻的探讨，致力于女性解放的茅盾在其二十年代的小说中塑造了光彩照人的新女性形象。和同时期刻画新女性的代表性作家相比，茅盾对新女性的塑造坚持了异性立场，具体表现在：质疑和颠覆了五四时期男性启蒙女性的模式；关注并刻画了女性的心理；同时，让新女性在作品中有了和男性一样平等言说的权利，对造成女性不幸命运的虚伪男子给予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 　　关键词：茅盾 二十年代小说 新女性形象 异性立场 　　 　　一、引言 　　晚清时期，在“强种保国”、“救亡图存”的社会背景下，一直被父权社会的男权话语遮蔽的女性问题渐渐走入知识分子的视线范围，成为被重视的核心问题之一。五四新文化运动继承了晚清的妇女解放思潮，妇女解放成了人的解放的一部分。自《新青年》第二卷第6号特设“女子问题”专栏后，女性问题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并引发了激烈的探讨。 　　茅盾在这样的背景下登上文坛，一开始便致力于女性的解放。“现在要解放，就是要恢复这人的权利，使妇女也和男人一样，成个堂堂底人，并肩儿立在社会上，不分个你高我低。”[1]在二十年代，茅盾发表了多篇文章对婚姻制度、男女社交、家庭改制、女子贞操等问题进行探讨，二十年代期间创作的小说《蚀》、《虹》、《野蔷薇》等塑造了光彩照人的新女性形象系列，成为了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中女性人物图谱中一处亮丽的风景。 　　自五四时期女子以及女子问题引起知识分子的关注后，刻画受封建家庭压迫的传统女性和受新思潮影响的新女性之作家作品层出不穷，二十年代最具代表性的主要有胡适及其笔下的田亚梅、鲁迅及其笔下的子君、丁玲及其笔下的莎菲、叶绍钧及其笔下的金佩璋等等。.然而，五四时期，绝大多数男性作家在刻画新女性形象时，坚持男性立场，在小说中采用男性启蒙女性的模式，把新女性当成被启蒙的对象，批判女性的弱点，言说男性的苦闷，却忽视了新女性内心的挣扎。与二十年代的其他作家相比，身为男性作家的茅盾难能可贵地坚持了异性立场。 　　 　　二、对男性启蒙女性的质疑和颠覆 　　 　　二十年代的文学作品在刻画新女性形象时，对男主人公和女主人公的关系一般处理为启蒙与被启蒙、拯救与被拯救的关系，这种模式的设定在男性作家的作品中尤为明显。在五四启蒙时期的知识分子眼中，民众是落后且愚昧的，需要知识分子去唤醒和拯救。而男性作家把五四时期对自我和民众的关系的想象带到作品中，被认为“贫弱”的女性便代替了民众的位置，成为被启蒙的对象。 　　《终身大事》里的田亚梅是在没有出场的陈先生的影响下才反抗封建婚姻离家出走的。《伤逝》中的子君在涓生的启蒙下，喊出了象征五四女性觉醒的著名话语：“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然而，婚后的子君只剩下关心柴米油盐了。当爱情失去附丽之后，子君也从未怀疑涓生在家庭中的主导地位和拥有的话语权，只能被动地接受自己被抛弃的命运。类似的模式也出现在《倪焕之》中，倪焕之和金佩璋原本都是新思潮影响下志趣相同的人，婚后金佩璋却只沉没在琐细的家庭事务中，金佩璋的守旧成为倪焕之痛苦的原因之一。这些小说从男性立场出发，将新女性设定为被启蒙、被拯救的对象，女性的觉醒也往往不够彻底，婚后回归到“贤妻良母”的角色中，这种觉醒的不彻底和觉醒后复又退守家庭的现象也成为男性苦闷失落的原因之一，新女性往往成为作家笔下自觉或不自觉的归咎对象。 　　茅盾的小说里也有男性启蒙女性的关系设定，但茅盾却从女性的立场出发揭露了这种启蒙背后的男权意识。在《创造》里，君实和娴娴一开始是启蒙与被启蒙的关系，然而，君实只是想把娴娴塑造为一名合乎自己理想的女性，成为自己的附属品，当娴娴和自己的理想发生冲突时，君实陷入焦虑了，他要的不过是无条件服从他的、没有自我情感意志的女性。作者借君实创造理想夫人的失败，对男性启蒙女性提出了质疑，并揭露了这种所谓的“启蒙”背后的男权意识，批判了其给女性带来的迫害。 　　在处理小说中男女主人公的关系时，茅盾更多的是反其道而行之，在绝大多数两性关系的设定中，男性不再是女性的启蒙者和拯救者，相反却被女性启蒙和拯救。新女性孙舞阳、章秋柳、梅行素等人，无不勇敢坚强，独立自主，其明艳的外表、刚毅的品性、坚韧的生命力既让女性同胞羡慕向往，也让异性垂涎爱慕、自惭形秽。无论是在革命事业中，还是在日常生活中，新女性都显示了过人的能力和敏锐的眼光，常常成为男性的启蒙者和拯救者。茅盾对男性“启蒙”女性的质疑和批判，对两性在启蒙与被启蒙关系中的换位设置，颠覆了二十年代小说中的男性启蒙女性的模式，从而充分展示了新女性的魅力，肯定了新女性的进步。 　　 　　三、对女性心理的关注和刻画 　　 　　茅盾的小说里也不乏描写受新思潮影响后又退守家庭的新女性，如果说孙舞阳、章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