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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GE  PAGE 5 死刑废存论浅析 　　摘要：在国际上，死刑的废除之声已成压倒性优势的趋势下，我国的死刑改革也箭在弦上。但是我们应该注意，死刑问题的研究，不仅仅是个法学理论的研究，更是个一个社会问题的思量。一国死刑的废除问题，需要结合具体的社会环境、人文背景等具体国情，不能无的放矢。 　　关键词：死刑存废，具体国情，价值 　　一.死刑存废之争 　　死刑是一把双刃剑，在有效威慑犯罪，维护社会秩序方面有其功效。但是同时也在不断试探着人类伦理道德的底线。随着时代的发展，经过人们对法律，道德，伦理更深入的研究，已经放弃了原来那种野蛮的“同态复仇”的死刑观念，转而更理性地看待死刑制度。 　　（1）.死刑存置论。历史上人们之所以支持死刑的存置，很不程度上是认同死刑的报应刑论。康德指出：“谋杀者必须处死。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什么比法律的替换品或代替物能够用他们的增或减来满足正义的原则。”[1]黑格尔基于康德等量报应论的不足，提出了等价报应论。他认为，生命是无价之宝，在杀人的情况下，只有通过同样是无价之宝的杀人者的生命之间的对等性才能体现刑法的等价性，实现刑法的公正性。[2] 　　（2）.死刑废止论。反对死刑的学者，在刑法学广阔的苍穹中也是星光灿烂。意大利刑事古典学派的创始人贝卡里亚就认为，人们可以凭借怎样的权利来杀死自己的同类呢？因为，死刑不是一种权利。[3]还有学者认为，死刑是野蛮时代复仇的遗风，与现代文明社会不协调，有悖社会的进化趋势；且死刑助长人性的残忍，有碍善良、仁慈的人性培养。边沁，贝卡里亚等还认为，死刑并不具有一般威慑性。贝卡里亚指出，在大部分人眼里，死刑已经成为一场表演。[4] 　　二、死刑价值考量的多维度考察 　　在众多关于死刑的存废之争的观点中，笔者欣然发现有趣的地方。英国启蒙学者洛克，天赋人权的首倡者，其认为生命权是不神圣不可侵犯的。但又指出，国家可以为了公众的福利而行使死刑。[5]是故，洛克以公众的福利的名义赋予死刑以正当性。为了多数人的“天赋人权”，我们当然可以牺牲个别人的“天赋人权”。联合国就1961年至1965年各国所发生的谋杀罪与死刑存废间关系的调查报告指出，谋杀案件发案率较高时，废除死刑，并未促成其上升。这一分析，成为绝大多数当代死刑废除论者引用的证据。但是，擅长实证研究的美国学者埃利克在1975年，运用数学分析方法发现，每处死1名罪犯与其可能挽救的潜在被害人的生命之间平均交换量为1：8。这样截然相反的结论，使我们感到迷惑。笔者认为，人文科学没有放之四海皆准的真理。从而我们得出的一些人文科学理念，必须依附于具体的现实的世界，才具有准确性。根植于本土文化的人文理念，才能为本土做出更好的贡献。一国法律制度的建设，势必受到本国历史传统文化的影响，也必须根植于本国的丰腴土壤之中。 　　死刑的存废之争，两百年来，以发展成了燎原之势。在当今时代，死刑普遍被国际社会所否定或者限制的情况下，我国的死刑改革也迫在眉睫。但首先应该在伦理价值的框架下进行死刑废除的价值讨论，而这种价值讨论是具体和一国社会制度，经济文化，历史传统息息相关的。 　　死刑制度的价值考量当然是多维度的，以民意为例。我国自建国起，民意就是统治高层的基本政治取向。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曾在1995年做过一次中国公民如何看待死刑的问卷调查，调查显示只有3.04%的人认为死刑太多[6]。被问卷者持对死刑支持的态度占到了95%以上。在2003年网易做出的一份类似关于死刑存废问题的问卷调查显示，只有不到一成半的网民支持废除死刑。[7]我们应该看到，一个国家法律制度的建设，离不开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甚至信仰的影响。在这诸多影响法律制定的因素中，政治和经济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作为意识形态顶端的法律制度，如果没有经济基础的支持，那无异于巴比伦的空中楼阁。投射到死刑制度的领域，没有一个好的物质基础的奠定，擅论死刑的废除和限制也是不合理的。但王政勋教授认为当前我国，“死刑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没有关系”[8]，认为死刑的废除或限制不会受到社会生产力等经济基础问题影响。并以印度及外蒙古为例，该两国国内生产总值在同时期都远低于中国，但是设定死刑的罪名在以上两国都只有7种而已。[9]笔者认为，从当时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程度上看，印度等国和中国的经济力量确有差距，其死刑制度的设置确比中国的死刑制度要宽和得多。但是我们是不是应该考虑另外一个方面的影响――信仰。印度作为一个传统古国，有着丰富的文化底蕴。当今社会，印度人中约有82%的人信仰印度教。古代梵文“阿希姆萨”（Ahimsa）在古代印度教和佛教的经典中，作为一种宗教戒律或道德准则，通常具有两层含义：一是不杀生，即戒杀；二是不做伤害他人感情的事情。印度的死刑制度是否会受其国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