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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GE  PAGE 9 论“能动式跳跃”发展模式的现实逻辑 　　摘 要：十八届三中全会所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不同于按部就班的“渐进性改革”，是一种在总结过去经验教训、理清现实发展思路以及对未来科学自信的前提下实施的一种“能动式跳跃”。文章梳理了改革开放至今的发展历程，在制度的视角下探讨了国家在新时期下如何实现经济绩效的提升。在此基础上阐释了“能动式跳跃”发展模式的内涵、能动式跳跃的支撑以及如何实现能动式跳跃发展。 　　关键词：国家治理 制度 能动式跳跃 经济绩效 　　中图分类号：F0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5）08-030-02 　　一、引言：渐进式发展还是能动式跳跃 　　自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改革开放至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中国用了35年时间基本实现了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建国后，我国按照前苏联模式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了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后照搬前苏联经验搞建设，加强中央集权，大力发展重工业，搞“一大二公”的公有制，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探索引进国外技术和设备。虽然政府层面进行了大量探索，但由于公有制观念的束缚，国家对于民间的各种尝试历来都是明令禁止的。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后，在生存问题的倒逼下政府才逐步放松了对民间探索的限制。随着小岗村农民创造的“承包制”在城市国有企业和工商业中逐步推广深化，举国一体的计划经济体制才逐渐开始松动。 　　对内改革的同时，中国也开始尝试逐步对外开放。但是在20世纪80年代，对外开放的行业仅局限于出口行业，中国境内外国直接投资总量还非常少。党的十四大正式提出要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后，中国才开始逐步放开国内市场，向外资开放。随着经济特区的试点成功，中国逐步扩大了试点区域，尝试性地对外开放产生的报酬递增效应，使国家开始探索更大范围、更大规模的改革开放，并最终放弃了封闭的经济发展思路，实现了与世界经济的接轨。 　　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要适应党和国家发展的新要求，将全面深化改革提升到战略高度。提出以改革为主线，突出全面深化改革新举措，一般性措施不写，重复性措施不写，纯属发展性举措不写，突出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由此可知，当下中国政府追求的不再是循序渐进式的改善，也不是不切实际的大跃进，而是一种必须靠突破和跳跃发展才能实现的可以量化兑现的决定性成果。这是一种在理论指导下，通过发挥改革主体能动性，充分激发市场活力，从关键问题入手寻求突破的一种国家治理方式，笔者称之为“能动式跳跃”发展模式。 　　二、能动式跳跃发展模式的内涵 　　本文是在新制度主义的视角下探讨中国经济绩效如何实现跳跃式发展，而国家经济绩效的改善最终都要落到国家治理的有效性上，因此只有清楚国家治理的含义才能够正确理解能动式跳跃发展模式的内涵。毋庸置疑，国家治理与国家相伴而生。新制度主义认为，离开产权，人们很难对国家做出有效分析。产权是一种排他性权利，其界定和实施必须依赖强制力，国家作为在暴力方面具有比较优势的组织，在产权界定和实施方面处于垄断地位。不妨给定一个理想化的模型：假设存在一个新成立的国家，复杂的政府机构和组织尚未设立，规章制度也有待健全，百业待兴。原则上，政府可以抓住机会建立国家机构提供管理和服务并获取税收;军队可以抓住机会建设国防以提供安全;市场主体可以抓住机会生产商品和服务并交易以获取利润。由此可知，“国家治理”最初所提供的仅仅一个“充满机会的池子”，而组织的存在则是为了捕获这些机会。公共选择理论认为，人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在诺思看来，政府与私人无异，也是经济人，同样会去捕获尽可能多的机会以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这里的机会就是产权，即个人支配其自身劳动、物品和劳务的权利。政府捕获的“机会”成为政府的产权;市场捕获的“机会”就成为市场的产权。个人和组织只有通过捕获“机会”才能实现一定的价值，获得自身的利益。但是，在市场广泛存在信息不对称、不确定性和机会主义的条件下，如果没有一定的规则来限制个人和组织的捕获行为，必然会产生混乱和无序。为了对抗和防止人们在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出现的无序和混乱，制度便应运而生。因此诺思认为：“制度是为约束在谋求财富或本人效用最大化中个人行为而制定的一组规章、程序和伦理道德行为准则。”进而言之，国家治理体系就是一个制度体系。 　　诺思认为，以产权的界定和实施为基础的制度安排直接影响一国的经济绩效。全面深化改革依赖于一系列新的改革方案的出台与实施，而任何改革方案本质上又都是全新的制度安排，因此，改革的全面深化本质上是新制度的全面化和深化。“全面”就要求在横向上实现各个行业、各个领域的制度化，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一切生产要素的活力被充分激发;“深化”就要求在纵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