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认识市场失灵：斯蒂格利茨论产业政策.docVIP

PAGE  PAGE 9 重新认识市场失灵：斯蒂格利茨论产业政策 　　发展型政府以及产业政策的普遍存在本身是需要解释的，何种类型的政府能把产业政策干好也是需要分析的，政府究竟采取何种政策工具才能实现产业政策的有效实施更是需要探索的 　　产业政策是否有用，如何有用，是否应该废除？这在中国经济学界引起激烈的争论。这场由林毅夫和张维迎开启的争论，其实已经延烧两年，在今年9月和10月达到高潮。有媒体将此辩论定位为“一场关乎中国前途的辩论”，堪称新世纪的“问题与主义之争”，即新自由主义与新发展主义的对决。 　　实际上，这不仅仅是中国的问题，也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尽管在理论上多受诟病，但在现实世界，产业政策在世界各地普遍存在，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世界，不论这些地方的发展模式是不是以政府主导型发展为主要特征，也不论产业政策的实施在世界各地究竟对经济发展产生了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影响，抑或根本没有什么影响。 　　以产业政策为核心的新发展主义理论的内核，即国家与市场的何种关系以及何种政治经济制度结构更加有利于经济成长，也是经济学、政治学、发展研究乃至整个社会科学永恒的核心课题之一。因此，发展政治学者的声音格外具有穿透力：发展型政府作为一种政府行为模式不会消褪，而新发展主义作为一种社会科学的理论自然也不会消褪。 　　毫无疑问，新发展主义的理论本身也需要发展，传统的“发展型政府理论”不但没有说明问题，反而引发了更多的问题。这一“理论”并不具有解释力，只具有描述性，而且还包含了很多事后诸葛亮式的描述，即简单地用经济发展的结果来说明政府产业政策的英明，而忽略了对两者之间因果关系的追究。这其中的关键性问题是：发展型政府以及产业政策的普遍存在本身是需要解释的，何种类型的政府能把产业政策干好也是需要分析的，政府究竟采取何种政策工具才能实现产业政策的有效实施更是需要探索的。 　　针对这一情况，一些主张政府积极干预主义的学者进行了新的尝试，试图为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也为产业政策和新发展主义，奠定全新的理论基础。在这方面，特别需要提及的是斯蒂格利茨，他在担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职务期间（1997年-2000年）以及在2000年任满到哥伦比亚大学任教之后，成为新自由主义的最高调反对者。他不仅连续出版多部畅销书，而且还多次参加左翼人士的集会。2001年，斯蒂格利茨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他在诺贝尔奖授奖演讲中宣称将挑战亚当?斯密基于“看不见的手”的原理对政府作用的定位。他告诉听众：“我的理论认为，‘看不见的手’之所以看不见，可能就是因为它并不存在，或者说，即使存在，它也是瘫痪的。” “看不见的手”并不存在？ 　　斯蒂格利茨对市场自由主义的抨击以及他对政府积极干预主义的拥护，自有其理论底气。早在1986年，斯蒂格利茨与合作者将新古典市场模型中关于完备信息的假设打破，基于不完全信息和不对称信息的新假设，重新分析了诸多市场的运行机制。斯蒂格利茨为信息经济学奠基的经典性论文不下10篇，其中比较重要且他自己经常提及的一篇论文，建立了“格林沃德-斯蒂格利茨模型”。根据该模型，如果没有来自非市场力量的干预，市场通常不能产生帕累托最优的结果，会引致诸多新古典教科书所没有阐明的“非传统性市场失灵”现象，即在垄断、外部性和公共物品之外的市场失灵。 　　值得注意的是，格林伍德-斯蒂格利茨模型只是根据市场失灵的普遍存在以及多种多样，直接推断了政府干预的必要性，但对政府干预的可能性、政府干预的类型、政府干预的条件等诸多重要问题并未加以论证，更没有论及产业政策。可以说，从这一模型到“看不见的手”并不存在或瘫痪的推断，存在着过度解释。这也提醒我们注意，每当看到任何观点有数理模型或计量分析支撑的时候，一定要小心，以免被科学主义所蒙蔽。 　　1988年，在另一篇论文中，斯蒂格利茨与其合作者论证了在面向外国企业寡头竞争的局面下，传统的“幼稚产业保护论”是成立的，即通过实施以进口保护为主的贸易产业政策，能比自由贸易带来更高的福利水平。这篇论文是斯蒂格利茨第一次正面论及贸易与产业政策，剑挑国际经济学的新自由主义主流。 　　1989年，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邀请斯蒂格利茨发表了题为“政府的经济角色”的演讲，并邀请七位学者进行书面评论，包括后来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诺斯（Douglass North）。在这次演讲中，斯蒂格利茨基于其信息经济学的研究成果，正式提出“非传统意义上的市场失灵”在广度和深度上远远超过新古典经济学所认可的范围，因此这就为积极政府干预主义提供了宽广的理论基础。他的这篇演讲，一方面是针对当时正在兴起的“新右派”或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另一方面也是在公共经济学领域对新古典主义的超越。 　　当然，市场失灵的普遍存在并不自动证明政府干预的必要性，政府干预究竟能不能矫正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