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高官“神仙下凡”悬疑.docVIP

PAGE  PAGE 6 金融高官“神仙下凡”悬疑 　　目前监管官员下海，多半还是行政任命，从机关到企业，一般流程是“一行三会”的党委提名，企业董事会“奉旨”表决，履行一个法律程序，这与真正市场化人事运作尚有相当大的距离。有时候，企业并非真正急需这些下海官员，而是慑于监管机构的威权 　　未成曲调先有情。8月上旬，有关央行金融所所长姚余栋拟任大成基金首席经济学家的消息不胫而走，而业绩受高管离职潮影响的大成基金似乎也在翘首以待新人的到来。近几年来，“一行三会”等金融监管部门高官纷纷下海，或高就，或下嫁，引来企业源头活水，也激起坊间阵阵质疑。 　　“神仙下凡” 　　金融监管高官们身处高楼深院，手握政策利剑，呼风唤雨，能量非凡，其中一些人去市场化金融机构打拼，业内称之为“神仙下凡”。 　　经粗略统计，自2012年以来，中央金融监管部门已有近50名司局级高官下海。其中，银监会最为活跃，早期已有包括法规部主任黄毅、银行监管三部副主任张霄岭、人事部主任吴跃等多位司局级官员到金融机构担任高管，继而是消保局局长刘元加盟招行担任监事长，后来又有非银部主任李伏安出任渤海银行董事长，而今年6月，副主席周慕冰转战农行任董事长，这是近年来最高级别的银监官员从监管转向金融机构。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这波来自金融监管系统高官下海的潮水有着鲜明的时代特点，既有组织上的人才全盘布局，也有金融企业的殷切呼唤，还挟带着下海高官们的个人愿景。 　　首先，领衔首席经济学家，学识与市场脉搏高度对接。在这波下海潮中，金融高官出任金融机构首席经济学家最为夺人眼球。首席经济学家大多出身海外学术名门，既具有超凡的学术素养，又兼具敏锐的国际化市场前沿眼光。首席经济学家比起总裁、总经理这类传统职位，名分更显赫更刺激，也更有神秘感。首席经济学家不仅是企业的金字招牌，还是企业智囊团的首席发言人，是企业决策的主要智囊依据，其权威性不容置疑。从某种程度上说，首席经济学家系企业安危于一身，既能把企业引向辉煌的彼岸，也能把企业倾覆于市场风浪中。 　　其次，直奔个人价值升华的空间，也有百万年薪的诱惑。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价值取向日趋多元化，融入于时代洪流中的精英人士不乏拓展人生业绩空间的中动，也免不了“养家糊口”的小算盘。企业开出百万年薪的价码延揽高级人才，谁不心动？金融官员下海薪酬暴涨十倍，已是公开的事。监管机构高官权力大，但收入低，内部又缺少激励机制，走向市场化机构成为金融精英的精明抉择。也有一些高官，权力虽大，但上下左右掣肘因素也多，施展不开拳脚。去企业任职，大展宏图，一言九鼎，个人尊严和价值空间都有拓展的余地。有的即便是“下嫁”到企业，图的也就是自由之身。 　　再次，囿于体制内流动，有“留后手”之嫌。尽管眼下金融高官下海潮涌，但此轮下海潮不同于1992年下海创业潮。来自人社部数据显示，1992年全国有12万公务员下海，超千万人停薪留职，彼时多个行业空白、竞争压力小、创业成本低，让许多甩掉铁饭碗、投身创业洪流的精英人士赚得第一桶金。如今市场竞争激烈，虽说此轮下海官员去市场化金融机构打拼，但多为国有体制，如商业银行、公募基金、国有券商等，还是抱着铁饭碗，以免后顾之忧。有的名为下海，其实是组织制度性人事安排，只是在体制内挪一个位置，充其量为转岗，与真正意义上的“下海”差别很大。况且中国正在酝酿对金融监管部门进行改革，“一行三会”有可能合并。此时下海，金融高官赴金融企业任高管，也有捷足先登之妙，走晚了，恐无适合位置。 　　利弊互现 　　金融高官下海，手中虽然没有资金，没有项目，但他们有“脑白金”，有智慧，有号准市场脉搏的“定海神针”，能给任职的企业带来充沛的商机。 　　具体而言，下海的金融高官有丰厚的金融学功底，又有丰富的市场监管经验，他们对金融市场多有研究，精通金融市场脉络，能针对企业的现状，提出应对的策略。而风雨飘摇中的企业航船也亟待这些金融精英指点迷津，拨云见日，绕过激流险滩，化险为夷。 　　比如作为老十家公募基金公司的大成基金，曾重仓持有“黑天鹅”重庆啤酒，浮亏22亿元，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包括总经理、首席执行官兼股票投资部总监等高管相继离职。人事动荡的背后，是其在同行业中的基金规模排名跌至第27名。此番聘请央行金融所所长姚余栋出任首席经济学家，姚余栋受命于危难之中，被寄予厚望。而其头顶上英国剑桥大学经济学博士、世界银行经济咨询顾问、IMF经济学家的光环更让人浮想联翩，充满希望。 　　特别是出任企业首席经济学家的金融高官，尽管学术出身不同、研究领域各异，但他们殊途同归，其共同特征是知名度高。首席经济学家经常在各类经济金融论坛上抛头露面，以其深邃的学术思想和敏锐的洞察力把脉宏观经济走向，纵横捭阖，指点江山，并通过媒体将其经济金融观点及对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