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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词杂谈] 数字在诗歌里的艺术夸张 ——与卢守衡、刘麓二位先生商榷 卓正昌 《中华诗词》2004年第6期刊发了卢、刘二位先生《对〈谒黄帝陵〉的一点意见》，批评拙诗尤其是“一半羊羔一半狼”句“类比不当，夸张失实，措词偏激”。尽管后面还有不少文字，都是围绕该句诗中的数量词“一半”而展开的。批评是否得当？鄙人不敢随意妄下断语，不妨先来看看两个前人的例子。 杜甫《古柏行》中有这样几句诗：“孔明庙前有老柏，柯如青铜根如石。霜皮溜雨四十围，黛色参天二千尺。”诗人极尽夸张，用“四十围”和“二千尺”来形容老柏树形象的高大，给人以十分形象的感觉。而北宋的沈括，却以科学家的严谨对这棵古柏的粗和长作了精确的计算，他在《梦溪笔谈》中说道：“武侯庙柏诗：‘霜皮溜雨四十围，黛色参天二千尺。’四十围乃是径七尺，无乃太细乎？”意思是说，如果按这个数字，则这棵古柏树干太细而树身太高，比例失调，很不相称。显然，沈括的出发点太过拘泥死板，没有考虑到诗歌中数字夸张的艺术性，闹出了诗歌鉴赏的笑话。 杜牧的《江南春》：“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 是一首脍炙人口，极富想象力的好诗。“著述之富，明代第一”的杨慎，在他的《升庵诗话》中却说：“千里莺啼，谁人听得？千里绿映红，谁人见得？若作十里，则莺啼绿红之景，村郭、楼台、僧寺、酒旗，皆在其中矣。”这几句批评，很不近“诗情”，他没有考虑诗人正是紧扣题目，着眼于整个江南来写的。“千里”，本是形象地概括江南一带到处都是赏心悦目的春色，若改为“十里”，则既不切诗题，又极大地削弱了诗的意蕴。所以，何文焕《历代诗话考索》就反驳说：“即作十里，亦未必尽听得着，看得见。题云《江南春》，江南方广千里，千里之中，莺啼而绿映红焉，水村山郭无处无酒旗，四百八十寺、楼台多在烟雨中也。此诗之意既广，不得专指一处，故总而命曰《江南春》，诗家善立题者也。” 沈括和杨慎，都是历史上的文化名人，尤其是杨慎，还是诗词高手，由于拘泥数字的客观准确，对诗歌作??了错误的理解。这两个典型的例子，凡爱好诗词的人不能不知。 其实，拙诗中的“一半”，也是一个数字问题，只能虚解，不能坐实。如果坐实了，非但于情不合，且于理不通。“一半”对“一半”，即一只对一只，要是如此，天下的羊不是早就被狼吃光了吗？ 二位先生的批评，显然步了前人机械理解诗歌的后尘。因此，“类比不当，夸张失实，措词偏激”的观点，是没有说服力的，使人很难接受。不仅如此，就这句话的本身也存在问题。类比，即比喻，只要比体和喻体具有共同的特征，就算得体。二位先生对“狼”和“羊”的比喻在《意见》中是承认了的，怎么能说不当呢？夸张本身就不实，实了就不是夸张。至于“措词偏激”，因理解上的“仁智”之见，就没有解释的必要了。 很坦白地说，卢、刘二位先生提出的问题，鄙人在作成此诗时就已经考虑过，觉得“一半”虽然用得不俗，却很容易被人误解，为了避免，曾经改成“既有羊羔又有狼”，与二位先生建议改成“既有羊羔也有狼”只有一字之差。但是，经过反复吟诵琢磨，总觉不仅韵味不足，就连汉字本身的音乐节奏感也差了许多。因此，依旧改回原样，自认为只有这样，才富有弹性空间，给人以更多的想象和思考。 鄙人认为，无论诗歌作者或爱好者，都必须明白，诗歌中的不少数字是不准确的，也可以说是靠不住的。借助于数字进行夸张在诗歌中是很常见的事。如果按生活的真实性去衡量，用逻辑的方法去推理，处处要求准确的话，一些很有情趣的好诗就会变成荒唐之论，毫无艺术享受可言。 　　 附1： 对《谒黄帝陵》的一点意见 卢守衡 刘 麓 《中华诗词》2003年第11期发表了卓正昌一首七绝《谒黄帝陵》： 日月无声照野冈，虔瞻祖冢意茫茫。 缘何同是炎黄种，一半羊羔一半狼？ 笔者认为，这首诗类比不当，夸张失实，措词偏激。“日月无声照野冈”，把黄帝陵描写得十分荒凉冷漠，瞻仰黄帝陵时，感到“意茫茫”，迷惑怅惘，悲观之意，不言而喻。尤其是三、四两句值得商榷。作者由“意茫茫”进而激愤地反问道：“缘何同是炎黄种，一半羊羔一半狼？”这两句实在有失分寸。作者把炎黄子孙分为两类：“一半羊羔一半狼”。所有炎黄子孙，无一漏网，不是羊羔就是狼，连一大批敢于跟狼斗争的勇士也包括进去了。笔者相信作者写这首诗，主要是对当今社会上某种弊端不满（从发在同期的词《永遇乐·年薪制感赋》可以看出），抒发个人感慨而已。只是由于义愤填膺，乱了方寸，过分夸张，刺激面太大，不符合实际，实乃措词欠慎也。自有人类以来，种族相侵、阶级压迫、弱肉强食的现象始终存在。总是有一些人像恶狼一样，贪得无厌；而另有一些人则忠厚懦弱，像羊羔一样，不断被恶狼吞噬，即使在新中国成立以后，这种现象依然个别或局部存在。如：那些只顾吮吸人民血汗的贪官污吏，那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