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理群谈《背影》汇.docVIP

PAGE  PAGE 8 《1948天地玄黄》之六“朱自清逝世前后--1948年8月（二）” 　　作者： 钱理群　　这是一个普通的中学国文教员的永恒记忆：1948年8月13日，走出家门，就看见一群小学生在争着抢着地看一张当天的报纸，其中一个惊慌地喊道：“老师，作《背影》的朱自清先生昨天死了！”看到孩子们那种仓皇悲戚的神情，不禁无言地流下泪来。　　在这些日子，人们频频提到朱自清的“背影”：与朱先生合作了20年的开明书店在挽联里写着“长向文坛瞻背影”。一位北大学生在悼文里说他仍然看见“一根手杖支持着那一个瘦矮的背影”。小说家沈从文娓娓叙说着“终生不易消失”的瞬间印象：一个“午睡刚醒或黄昏前后镶嵌到绿荫荫窗口边憔悴清瘦的影子”，沈从文揣度、想象着：“在那个住处窗口中，佩弦先生可能会想到传道书所谓‘一切虚空’，也可能体味到庄子名言：‘大块赋我以形，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因为从所知道的朋友说来，他实在太累了，体力到那个时候，都已消耗得差不多了。”诗人唐提则赋予“背影”以象征的意义，他说：“我更爱把朱先生看成这时代受难的到处给人蔑视的知识生活的代表，从他身上看出人类的受难里的更深重的知识的受难，他的‘背影’是很长的。”　　许多人都谈到朱先生晚年“表现得十分年轻”，最有力的证明自然是1948年元旦的“扭秧歌”；但也有人注意到朱自清心境的另一面，也许是隐藏得更深的一面。于是，朱先生身边的余冠英提到先生偶然写作的旧体诗里出现了这样的诗句：“圭角磨堪尽，襟怀惨不温”，“分明见出他心境的阴黯，沉重”。朱自清的至交叶圣陶也谈到“他近年来很有顾影亟亟的心情”。但他们都认为这种内在精神上的忧郁、沉重，“怕不是为国事”，“也不见得是为生活”，而是他因病而“常常想到死”，据说他曾谈到过这样的想法：“人生上寿百年也还嫌短，百年之内做不出多少事来。”凡事认真的朱自清对待“死亡”也是如此认真：他要抢在死神降临之前，思考与探索，他自己，以及与他同类的知识分子，还能够为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与人类作（以及不能作）什么。在这个意义上，诗人唐提把朱自清看作是这个时代的人类的受难的知识者的代表，不失为一个深刻的观察：搅动着晚年朱自清内心的，正是在变动的大时代里他自己，以至同类知识者的命运、责任与选择。　　其实，早在20年代末，也即1928年2月7日，朱自清写过一篇题为《哪里走》的文章，就已经思考过这个问题。朱自清多次谈到，“五四”以后产生了不同于传统士大夫的“新知识分子”，他们是“从工业化的都市产生”的，是“比较自由”的。在朱自清看来，1928年的中国正面临着由“思想的革命”向“政治革命”与“经济革命”的转折。如果前一阶段（也即人们通常说的“五·149·四”时期）要的是解放，有的是自由，做的是学理的研究，新时期则是“一切权力属于（领导革命的）党”的时代，“党所要求个人的，是无条件的牺牲”。知识者于是面对着“那里走”的困惑：一面看清革命是“势所必至”，一面又深知革命将“毁掉我们最好的东西——文化”，“促进自己的灭亡”——其实这也正是当年德国诗人海涅所面临的两难选择。在20年代末，朱自清和他的朋友最后的选择是：“躲”到“学术，文学，艺术”里去，“做些自己爱做的事业；就是将来轮着灭亡，也总算有过舒心的日子，不白活了一生”。现在，20年已经过去，1948年的朱自清发现他重又面对这个恼人的“那里走”的问题，而且在这个新、旧政权交替的时刻，“躲”进象牙塔已不再可能。这时，朱自清对问题的思考又有了一个新的方向：他更多的是从知识分子自身进行反省。于是，在一篇题为《论气节》的文章里，他对“五四”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道路与现实处境作了这样一番总结——　　知识阶级开头凭着集团的力量勇猛直前，打倒种种传统，那时候是敢作敢为一股气。可是这个集团并不大，在中国尤其如此，力量到底有限，而与民众打成一片又不容易，于是碰到集中的武力，甚至加上外来的压力，就抵挡不住。而且一方面广大的民众抬头要饭吃，他们也没法满足这些饥饿的民众。他们于是失去了领导的地位，逗留在这夹缝中间，渐渐感觉不自由，闹了个“四大金刚悬空八只脚”。他们只能保守着自己，这也算是节吧。　　与同时期一些夸大知识者作用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相比，朱自清的自我估价是冷静与客观的。他不仅看到了知识分子在拥有强大的物质力量的中外反动势力面前的软弱，更正视知识者不能满足广大民众基本生存要求的根本局限——在一篇《论吃饭》的文章里，他尖锐批评了“安贫乐道”的知识分子传统观念，充分肯定了民众“吃饭第一”的要求，表明他对中国现实的理解与把握是敏锐与深刻的，并没有任何书生气。他也因此有足够的勇气直面知识分子在现实中国已经失去了“五四”时期曾经有过的“领导的地位”的事实。在破除了对知识者自我的迷信与神话以后，朱自清强烈地感受到一种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