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体群思维的演化方法与增长和发展问题.doc

PAGE  PAGE 21 　个体群思维的演化方法与增长和发展问题 斯坦利·梅特卡夫? 感谢罗尼·罗姆劳甘，玛利亚·德仁格威斯科·冯赛卡，萨利·罗德里斯和布鲁斯·泰泽尔对本文主题的有益讨论 本文为多普菲主编的《演化经济学：纲领与范围》一书的第四章，该书由贾根良等译，北京：高教出版社2004年出版。 在这篇简短的论文中，我们将探索一种研究经济增长、创新和竞争的新方法，这种方法与演化和适应性系统的经济观相一致。新方法使我们有望对经济过程提出新的理论见解，启发经验研究的新焦点，也有可能为基于计算方法的适应性过程建模提供新的机会。经济转变（economic transformation）是这种方法处理的核心问题，正是因为转变，增长才成为可能。经济转变具有质和量的两个维度，两者之间的交互作用是演化故事的主线。质量维度与创新过程、“新”经济活动的引入和“老”经济活动的退出密切相关。数量维度则与持续的经济结构变迁过程是不可分的。我认为，创新和竞争作为共演过程的动态理论可以为二者之间的联系提供说明。 在这种方法中，新经济活动的创生起着特殊的支配作用，正如我们将要论证的，经济转变中主要的动态要素是新的经济猜想、可获利活动的理论和模型的生成，它们将在市场上得到检验。对于这种系统，人们会问“它有怎样的创造力？”，“它将新奇猜想的生成和尝试置于什么样的限度之内?”，“作为一个试验系统它具有哪些属性？”（Eliasson，1996；Rosenberg，1992；Foss and Foss，1999）。这种视野实质上是对经济知识增长条件的考虑，广义上说，它是对把物质、能量和信息转变为有价值的产品和服务的有用知识增长条件的考虑。因此，更一般地，在知识增长的条件与基本上是永无止境的知识发展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 我们对于这些问题的基本观点是：经济转变是一种演化过程，正如所有的演化过程一样，它可以被分解为三种要素：行为变异或微观多样性；将变异转变为经济变迁型态（patterns）的选择过程；产生和再生行为变异的发展过程。正是这三种要素之间的相互依存确定了经济转变的过程。尤其是，如果没有发展，演化框架是有严重缺陷的。演化不能简化为仅仅是变异和选择问题。正是通过发展过程，我们才有了产品和生产方法的创新，通过选择过程，才有了不同经济活动相对重要性的连续变化。因此，转变与增长之间的联系取决于满足经济需要的“更好的”方式能否随时间推移而提升其相对重要性。 在这幅图景中，经济的制度框架是极为重要的。资本主义的选择过程本质上是以市场为基石的过程，市场的作用是协调不同的活动同时对它们进行估价。价格通过协调而形成，这些价格决定了基本的商业理论的获利能力。然而，市场制度不能被视为自然给定的。市场的建立和运行都需要消耗高额成本，市场通过与标准有关的一套规则和商业活动的习俗得以运转，它们由法律或行政程序或者是非正式实践加以规定。大多数市场反映了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的交互作用。其它制度同样对发展过程有实际价值。科学和技术知识的增长特别地依赖于公共机构和私人领域间的交互作用，二者共同形成了知识的生成和传播系统。这些系统反映了劳动分工的发展，知识在组织和学科中的应用，在这种创新的传播过程中，企业在对来自各种渠道的不同种类的知识进行搜集和组合上起着独特的作用。由于这些更高秩序的制度和组织是演化的，它们要经历变异、选择和发展的过程，所以，经济转变包括了制度结构内的演化和制度结构本身的演化。据此，我们可以开始揭示经济演化的不同层次之间的交互作用。 有增长无发展的经济理论 首先简要回顾一下已有的经济增长理论是很有用的。直到最近，这种理论的核心思想具有两个特征。第一，它不是一种关于经济增长率的理论，而是一种总量经济以外生比率增长的理论。本质上，该理论试图解释增长过程中的各种程式化事实，包括所谓收入分配和资本生产率历时的持久性。第二，经验上，技术进步的速度是增长率中最重要的决定因素，它最终与新知识的增长有关。残余生产率（residual productivity）的研究已经使其成为无可置疑的事实，尽管有人在要素投入的测量上，采用了更纯化（refined）和理论上一致的方法试图缩小这种残差。然而，在这种纯化过程中，两个问题变得混淆了。第一个问题是我们可以在多大程度上精确地测量生产函数的移动（Nelson and Winter，1974；Nelson，1981）；第二个是十分独立的问题：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这两个问题的答案并不相同。的确，在一个资本—产出率不变和增长稳定的经济里，用每位从业者的产出所测量的增长是技术进步的后果，要素积累不会独立地对经济增长做出贡献。因为，如果资本累积起着独立作用的话，那么经济的储蓄率将随时间而变动，但看起来几乎没有证据支持这一论断（Presc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