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模式”总导演丹增经历是我最宝贵的财富.docVIP

PAGE  PAGE 12 “云南模式”总导演丹增经历是我最宝贵的财富 　　丹增，藏族，著名作家，文化产业发展的探索者与实践者。1946年12月出生于西藏，1976年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新闻专业。历任西藏日报社副总编辑，西藏自治区文化厅厅长兼党组书记、云南省委副书记、云南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等职；现为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协副主席。 做官，他造就了震惊学界的“云南现象”，使文化产业成为云南的金字招牌；写文章，作品频频获奖，电视、电影剧本广受欢迎。 回首来时路，丹增深有感触地说： “我现在才觉得，官位并不太重要，财产也并不太重要，真正的财富是经历。无论是磨难，还是曲折，一个人最难忘、最宝贵、而且最值得记忆和引以为豪的就是经历。其他都是身外之物。”柱着拐杖摸清“文化家底” 　　2002年4月，正在西藏工作的丹增被调任中共云南省委副书记。上任不久，他就给著名导演谢晋打了个电话：“云南有着得天独厚的影视拍摄条件，我想把云南打造成全国乃至世界一流的影视创作拍摄基地，你是电影界的前辈，希望能支持云南电影事业的发展。” 　　早在1988年，丹增为一部西藏题材的电影本子到东海之滨向谢晋求教。虽是初次谋面，两人却是一见如故，此后，电影艺术成了两人友谊的纽带。 　　电话里，谢晋哈哈大笑：“老弟，你可是老鼠掉进米缸里去了，云南我去过，我在那里拍过片，你这下可以大显身手了，要好好地抓，我随叫随到。” 　　丽江束河古镇影视拍摄基地落成之时，谢晋接受丹增邀请，专程从上海飞抵丽江。期间，谢晋几次与丹增长谈云南电影事业的发展。谢晋说：“你来云南来对了，云南不仅是一个享受生活的好地方，更是一个发展电影事业的好地方。你看这大理、丽江处处都是天然的摄影棚。我听说云南有许多好题材，比如滇西抗战、滇越铁路、西南联大、讲武堂等等，要组织人研究。这么好的一个地方不利用就是最大的浪费，就是对不起这块风水宝地” 　　其实，丹增对文化的思考早在西藏工作时就开始成型了。1976年，丹增揣着复旦大学新闻系的毕业文凭回到西藏日报社工作。此时的他，能说一口流利普通话，能写得～手漂亮汉字。他从记者干起，很快成长起来，先后出任西藏日报社驻山南记者站长，采通部副主任、主任，工作干得有声有色。1980年，34岁的他被提升为副总编辑。 　　1985年11月，丹增出任西藏自治区委副书记。在西藏主抓文化时，电影《红河谷》被认为是改革开放以来反映西藏最好的影片，藏族器乐作品《雪域大法会》被音乐理论界称道，大型史诗性民族乐舞《珠穆朗玛》至今仍被誉为“代表西藏艺术创作的最高水平”。 　　这次一到云南，丹增就开始摸云南文化资源的“家底”。他除了看资料、听介绍，还主动同当地文化人士接触，了解云南文化发展的历史脉络、现状，并深入调研。他意识到：云南处于中华文化圈与印度文化圈、东南亚文化圈的交汇点，加上气候、地理及生物的多样性，构成了独特的多文化形态共生带和迷人的自然风光。在他眼里，云南是民族文化的富矿。在区域性分工越来越细、文化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的今天，云南文化产业完全可以凭借自身的特色文化内涵，在市场竞争中实现大的发展。 　　2003年7月，云南省委正式提出要把文化产业作为新的支柱产业和新的经济增长点来培育。于是，一枚沉甸甸的“帅印”交到了丹增手上。 　　为了解情况，丹增在短短时间里走遍了云南的山山水水、村村寨寨。每到一处，丹增都被秀美雄奇的景色折服，都被热情、真挚的各民族兄弟姐妹的盛情所感动。 　　“他们贫穷，但能将最好的东西给远方的客人。云南是中国贫困人口最多的省份之一，贫穷面之大，贫困程度之深，难以想像。”丹增告诉记者，每当想起他们热情好客而又一贫如洗的情景，他的心就隐隐作痛。他想尽快改变这里的贫困面貌，“无论是从国家义务、还是个人情感，都没有理由不好好干”。 　　 　　“云南现象”升格为“云南模式”的总导演 　　 　　2003年，在丹增的主倡下，云南省委省政府提出建设民族文化大省必须首先发展文化产业，并确定了文化产业发展的“三年三步走”战略，即2003年为“统一思想年”、2004年为“文艺繁荣年”、2005年为“产业发展年”。同时，确定了发展文化产业的七大重点。 　　2003年夏天，人们被一个纯粹的灵魂之舞感动着。舞蹈家杨丽萍创作的大型原生态歌舞集《云南映象》，在全国150场次的商业演出场场火爆，创造了中国舞台上阵容最大、巡演城市最多、上座率最高等多个第一。那一年，云南的文化产业增加值达到了100多亿元，占当年云南省GDP的4.1％。 　　鲜为人知的是，在《云南映象》创作之初，曾饱受争议。有人嘲讽农民演员不专业，举着牛头太原始、粗俗，磕头求神是封建迷信一一面对种种非议。丹增却敏锐地意识到了这部作品在艺术上的创新价值。 　　从中国南北民歌